插队囧事

一九六八年底，满十六岁不久的我，便作为知识青年，插队到农村，从事“大有作为”之工作。从此，我的囧事就多了起来。

“大有作为”的准确时间，是从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的。那天，我们战天斗地的战场一一姚集公社解放大队李家后塆小队的民兵连长打着五星红旗，将我们一行四个知青领到塆子了。

生产队腾出一间房子，作为知青的宿舍，算是解决了住宿问题。由于锅盆瓢勺还没有制备齐全，吃饭暂时由生产队向社员各家轮流摊派。

那年代，冬春时节，青黄不接。塆里人吃的是菜饭、红苕，咽的是腌菜、萝卜、白菜。贫下中农误以为我们是驻村工作组，我们每到一家吃饭，主人家就破例做白米饭。或蒸鸡蛋，或煮豆腐，或炒花生米，总要加一道说得过去的硬菜。

工作组吃饭要给钱和粮票，知青则是白吃白喝。十六岁，身体尚未完全发育，好饭好菜岂有不馋。然而，在贫下中农家白吃白喝，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哪敢放开肚皮。在想吃与不敢吃的矛盾斗争中，我们最终选择了后者。尽管主人情真意切地添饭夹菜，我们只好懦生生地吃了个半饱。

塆里有人结婚，我们知青硬被拉去喝喜酒。面对酒肉大腰鳇的席面，白吃白喝岂敢胡吃海喝。别人都是酒足饭饱，我们也是懦生生地吃了个半饱，遗憾离席。

六九年初，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时期，也是“三忠于四无限”活动鼎盛时期。当时，每逢出早工，社员们都要到生产队仓库门口面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队长嫌麻烦，便问我:“你是文化人。你说，这……要搞到么时候？”我一时语塞，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一遮窘态。

那段时间，队里家家要做“宝书台”，搁置《毛泽东选集》。队长认为我的毛笔字写得好，派我去各家书题写“宝书台”几个字。塆里人礼性大，每家都要烧“茶”。“茶”里面都要卧三个白汪汪的元宝似的荷包蛋。黄陂人喝“茶”讲究回碗，三个荷包蛋，吃一个，留两个，对主人不礼貌；吃两个，留一个，于自己难堪。于是，我果断地破解“囧局”，将三个荷包蛋全部干光。

吃农家饭尚有囧事，做农家活更是窘态百出。

蔡店号称“小汉口”，毕竟不是汉口。在汉口，我们被称为农村人。在黄陂，我们被认定为非农业人口。象我们这种“常见猪在地上走，却没吃猪肉”的囧人，在蔡店往往被视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一类人物了。

插队初期，队里说我们乳臭未干，又是生手，就让我们跟妇女一起做活。壮男劳力工分十分，我的工分算七分。

妇女手脚麻利，大多干手工活，比如插秧割麦子。恰恰，这两种活路让我洋相百出。

插秧，别人行云流水，呼呼啦啦地直朝后退；我却捉虫子般的一步一点头地往后挨。割麦子，别人一气呵成，沙沙地朝前冲；我拖泥带水，慢慢地往前蹭。插秧，大家在后面看我撅屁股；割麦子，我在后面看大家撅屁股。歇气时，别人树荫下纳凉聊天，田埂上翘腿摁背，尽管大家纷纷招呼我休息，我却面朝黄土背朝天，上晒下蒸，“面临一垄未尽活，千呼万唤不敢歇”。

手工活落后于妇女，于是我便去揽劳力活。收谷时，我主动承担挑草头的力气活。别人挑草头 冲担一横左右草头一挑，手起落肩，干净利落。我挑草头，冲担玩龙头似的举起一捆的草头，戳揉另一捆草头。贫协主席看我把谷子揉得满地都是，又赶我回妇女队伍中去打抱子（将割倒的稻谷收拢，送给别人捆）。

学干男劳力的活，我还干了一件至今还在流传的笑话。那天，我见队长犁水田，便上前央求小试一把。队长正要方便，便答应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学着队长的模样，颠犁喝牛，信心满满地犁起水田来了。

队长回来，发现不妙，马上让我停止作业。他把犁尖翘出水面，我一看，犁头木杵杵的，铁犁尖没有了。怪不得我在水田犁了几圈，自我感觉良好。原来，我赶牛扶犁并没有犁田，而是在水田面上转悠了几圈。队长忙吆喝了几个劳力，在田里将铁犁尖摸起来了。

在农事上，队里觉得我“孺子不可教”，便推荐我去大队合作医疗站，弃农学医。于是，我便成为一名穿鞋子的“赤脚医生”了。

肌肉注射是进医疗站学徒的必修课。我给病人肌肉注射，不是扎针时戳弯了针头，就是拔针时将针头留在病人的屁股上了。当然，这些都是在别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

有一次，有人自带链霉素来医疗站打针。由于我没有上紧针头，药水撒了病人一屁股。病人立即叫嚷起来，要求医疗站赔他的药。最后，还是师傅出面才算把问题解决了。

从此，凡是要打针的病人，都对我实行了“回避制度”了。

如此尴尬局面，一直延宕了半年。一九七一夏天，我才作为知青，被招工脫离了广阔的天地，成为无产阶段队伍的一份子，一直无产至今。

退休后，抚今追昔，插队那段时光，既觉好笑，又深感怀念。

知识青年，在前清，至少算一个秀才；在当今，也应是一个本科生。在那年代，只念过初一的我，却硬生生的列为知识青年，不让读书了。

我，一个蔡店人，生在农村，长在山区，在那年代，被镀上一层金，给“上山下乡”了。

真的话，还得感谢有那么一段时光，让我享“知青下乡算工龄”的福利待遇。而且，这一待遇会一直享受到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