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读书笔记（5）

《中国文学史》读书笔记（5）

p122——p162

17、建安文学

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由初平四年而改为建安年号，时为西元196年，当时曹操带献帝迁都至许昌。

此时期的政治固属黑暗，但此时期的文学却是划时代的，极足称道。比之之前文学之表达均无独立观念与自觉性，从建安时代曹操父子开始，开创了一条新的平民文学之路，与雅颂骚赋迴然不同。

而曹操及曹丕父子虽在政治上已跃升为领袖，其作品则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实乃继承《古诗十九首》，在其文学作品中表露出人生独立观念。可谓旧瓶装新酒，体裁虽与前相同，内容却变化多端。

如《短歌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

曹操的两子丕和植，他们的诗文也都承袭父风，但对文章的某些见解不同。

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其在《典论•论文》中谈及文章之技巧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韩愈说，文章要讲究声调，亦即仍以气为主。文章要朗诵，要唱，即自其声了解其气，此即所谓神韵。

中国一切艺术均以气为主，此乃与西方谈文学不同之点所在。人生不应该生活得太严肃，应能够欣赏文章之活泼化。

至于文章的体，则较气易讲，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洡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者之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

大意是说，文章开始时相同，后来就文体各异了。比如奏议要雅，这里是指共同性的；而书论要理，是要求清楚而有条理；至于刻铭和洡文，则是要有一说一，实实在在；诗赋则要求要有美感。这四种文体都不一样，所谓能写文章的人，其实也只是偏于某一体，比如太史公精于史论而不精于诗，像近人胡适并不能作诗，他的诗只是别裁而非正宗。

（老先生在这边吐槽了一波胡适的不讲理）

建安时代的曹丕和曹植兄弟，他们的作品本来是不相伯仲的。但哥哥当了皇帝，位尊减才；弟弟不得意，别人同情他而地位提高了。

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当时对文学提出最著名理论的是陆机，他特别强调一个人在创作前不可贸然下笔，应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累自己的学历，丰富经历，然后才开始写作。如此的作品，才是充实而饱含光辉的。

写作时应加以适当裁剪，将“物”“意”和“文”加以融会贯通，然后才能达到“诗缘情而绮靡”的抒情意境。

人生于世，所面对之日常生活遭遇与相处、一年四季之百态，摄入我人心灵而感动，发而为文，再加上华茂的辞采，将是一首成就很高的诗矣。

六朝时期，尤其到了梁，可以说是文学艺术最为昌盛的时代，梁武帝子萧统编诗文总集《文选》，世人称之为《昭明文选》。

我们如果要研究古代文学，除研读《诗经》外，再加上《昭明文选》就够了。

18、文章的体类

谈到文章的体类，应从三方面讲起：文学的内容，文学的对象，文学的工具与技巧。

也就是：作者要讲什么，讲给谁听，怎么讲。

谈到文学的内容，它可以包括言志、说理、记事与抒情各类。

言志就如《诗经》三百首里面的。

就文学作品的说理而言，第一要真实，第二要自然。

记事方面，是指历史著作，可分官史和私史。如《春秋》，是官史。

太史公的《史记》，则是私史。

至于抒情的文学，《离骚》可以说是中国有纯粹文学的开始。

好的文学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的，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开放；又如行云流水，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

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当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情况时，就当看作是行云流水一般。

文学的境界是面对有人，但面对无人是最自然的境界。《离骚》是有怨，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

所谓文学，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