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是明朝的第五任皇帝。他是个很全面的人，不仅能文能武，甚至还保留着少年儿童的癖好，例如闲着没事就翻翻皇宫大院里的石块，看看有没有蟋蟀。如果有，他就捉来一两只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让着两只蟋蟀打架。看着两只斗得你死我活的蟋蟀，朱瞻基的脸上洋溢着孩童的微笑。他的这种爱越来越深，久而久之，朱瞻基越陷越深，可以说是没有蟋蟀，他就活得不自在。
作为一个普通人，平常有点娱乐活动，没什么大不了。问题的关键是，朝中好多拍马逢迎之辈，见皇帝喜爱蟋蟀，就投其所好，从民间收集无数特异的蟋蟀，进贡给皇帝。这个任务，上层摊牌给下层，最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朱瞻基爱民如子，不允许朝廷官员随便给老百姓摊牌任务。可是，他死都没想到，因为他的一个小小的娱乐活动，竟然造成天下无数百姓的负担。
进攻的蟋蟀越来越多，朱瞻基一个人是玩不过来的。这个时候，那些逗皇帝玩长大的太监再次接过了陪皇帝玩的任务。在皇宫大院，随时都可以看到太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斗蟋蟀。决出团体第一勇猛的蟋蟀后，等到皇帝有空了，太监们就和皇帝斗蟋蟀。都说玩物丧志，如此一来，即使朱瞻基没有丧志，他花费在斗蟋蟀上的时间也会很多。
士大夫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他们理想中的明君应该是亲政爱民的，像朱高熙一样爱民如子的好皇帝。朱瞻基玩蟋蟀玩得太过火了，有时甚至上朝迟到，有时往了及时批阅朝臣的奏章，士大夫们非常不喜欢。经过明朝前几任君王的培养，到朱瞻基的时代，士大夫以师生关系为纽带，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团结的集团，人称文官集团，这个集团掌握着“票拟”的权力，敢直接批评皇帝。
明朝有一个特点，一道奏章的顺利执行需要通过两道关键程序，一道是“票拟”，另一道是“批红”。“票拟”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奏章，这由文官集团负责。“批红”就是审阅奏章，决定是否通过，权力在皇帝手里。天下所有的奏章，都要经过皇帝的“批红”。可是，天下的奏章太多了，光的“批红”都很累人。皇帝爱上斗蟋蟀后，“批红”工作越来越马虎，有时看都不看，直接就批了。
皇帝玩蟋蟀丧志，荒废工作，士大夫们不仅上书劝说，还戏称他为蛐蛐皇帝。为遮掩自己的过失，朱瞻基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请人代批奏章。皇帝能够接触的人不过四类，第一类是士大夫，第二类是武将，第三类是后宫嫔妃，第四类是太监。士大夫坚守理想，绝不会越权替皇帝批阅奏章。第二类人和第三类人大多不懂政府法令，不会批阅奏章。但第四类人经过陪在皇帝身边，耳濡目染，多少还知道一点的。
选定太监为代理批阅奏章的人选后，朱瞻基就开始了陪葬大明王朝的工作，即教太监读书。宣德元年，朱瞻基下诏，设置“内书堂”供太监读书。这是一件小事，但不少史学家认为，正因为朱瞻基的这个举动，为大明朝埋下了覆灭的祸根。
经过朱棣的大力培养，太监掌握了以朝廷暴力为后盾的、集监视、抓捕和司法于一身的东厂，权势已经很大了。朱瞻基再教太监读书，甚至让他们批阅奏章，分明是将天下的另一半权力也交给太监。如此一来，太监既有“武”的权力，也有“文”的权力，真是权势熏天。
那时的明朝，为了争当太监，人们想都想疯了。有的人没被朝廷看上，竟然回到家里私下将自己给阉割了。有的人更不幸，尽管有了太监的身体，朝廷还是不需要他，因为有好多好多比他好的、想当太监的人。那些私下自我阉割最终却没被朝廷收留的人，跑到社会上，将一腔恨意胡乱发泄，整个社会很不安定。
发展到后来，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朝廷不得不颁发一项特殊法令，禁止自我阉割。由此可见，相当太监的人，真的非常多。明朝的宦官制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机构，一共有二十四个衙门，每个衙门里有十二个监、八个司和四个局。都说明朝有十万太监，此话不虚。
太监机构的正规职能是处理宫中大小事务，但东厂和“内书堂”却正一步步地扩大太监的权力。受过“内书堂”教育的人，出来后就可以替朱瞻基处理部分政务。自从朱瞻基爱上都蟋蟀后，甚至将“批红”的权力全部转交给从“内书堂”出来的太监。如此一来，凡是太监所不喜欢的奏章，都给批驳回去。
奏章批下来，士大夫们越看越奇怪，最后才发现批阅奏章的不是皇帝本人。也有士大夫上书奏请皇帝禁止太监干政，可是“批红”权掌握在太监手里，皇帝连奏章都没看到，也就没想到限制太监干政。发展到后来，太监阻碍了士大夫与皇帝的沟通。皇帝看不到士大夫的奏章，不知道天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放弃“批红”权力的皇帝，全被太监蒙在鼓里。
尽管如此，在朱瞻基一代，太监“批红”的弊端还没有暴露，因为朱瞻基的能力很强。他利用宦官的行动很适当，能够保证宦官的忠诚和保密。但是，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毒品，尝到好处的太监们，已经欲罢不能了。这也导致了后朱瞻基时代的明朝常常出现宦官干政的丑事发生，太监帝国的悲剧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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