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大众传媒的历史变迁与统治作用

中西方大众传媒的历史变迁与统治作用

大众传媒承担着统治阶级与政府“喉舌”的作用，是架设在大众与政府间的桥梁。而原始的大众传媒在中西方的古代时期就已然出现，并互相于起源和职能上具有联系上的共同点，并最终在新媒体时代下走向人类大众媒体的部分“共和”。

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即发源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苏美尔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迈入了新的层面。相比于原始部落氏族之间的简单血缘关系，由多个具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部落氏族所结成的原始文明在其内部构建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已不可同日而语。直至公元前8世纪末，承续苏美尔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大帝国——亚述，逐步强大。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等地。辽阔的疆域给予帝王一个人类历史上新的难题，也是自社会关系不断变化而历久弥新的谜底。那就是如何统治，如何治理这片幅员辽阔的疆土。土地、经济、社会关系与阶层的划分。种种问题早已无法被族群大家长制所应对，统观西方历史，从亚述帝国的比邻爱琴海文明的承续者说起：希腊自寡头转为僭主、罗马共和国终成帝国、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燃烧着硫磺的烈火、近现代大众媒体成为政党的喉舌。而从大众媒体说来，人类社会的新闻传播活动，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新闻传播是随着地球上人类活动的出现而产生的，所以远比苏美尔文明的出现更早。人类聚在一起劳动，必然要进行信息交流，新闻就这样产生了。但人类交流信息的生存本能与新闻传播并非同一事物。实际上新闻传播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传播者要有清晰的思维能力和表述能力，才能把新闻事实压缩成媒介表达传递给对方，而接受这些信息也还得有相应的解密理解能力，所以，只有当人类普遍的语言水平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时，新闻传播才可能产生。因此，新闻传播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活动，不能与低层次的动物生存本能等量齐观。随着人类通往高层次社会活动，制度同宗教等等统治方式，皆被时代车轮辗转而过，留下的是统治的印记。具有自我革新、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总会成为新时代潜藏的幽灵，而自甘堕落、骄奢淫乱的，自会有新的丧钟长鸣。

提起统治，对人类来说第一反应永远是武力。从蛮荒大地的黑夜开始，血与火的故事就从未断绝。米诺斯文明在火山和多利亚人的征服下落幕，而伟大与荣耀的罗马也没能阻止日耳曼人的铁蹄。在西方古代的历史中，文明最畏惧的，永远是野蛮人与游牧民族的部落。或只有斯巴达勇士才能与这些粗俗愚昧者比拼武力的强弱。胜利与征服者往往是目不识丁的愚人，而灿烂文明的创建者只能在害怕中展露鄙夷。自由的雅典赢不了伯罗奔尼撒的斯巴达，而精美和谐的希腊也赢不了由流亡者成立的罗马。文明的昌盛下，最终是无谓的浮华，美丽的泡沫总被野蛮人粗鲁的踩在脚下。但是文明不是没有无谓，沦为无病呻吟与矫揉造作。时间总会给我们回答。罗马人是流亡者的国家，没有任何文化的国家即使战胜了希腊最后也是沉溺在希腊文化的温柔乡。如果说罗马文化是对希腊拙劣的模仿，而走出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查理曼王国的文艺复兴也只是对罗马拙劣模仿的再一次拙劣模仿罢了。现在我们认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火炬与开端，靠的不是刀枪和盾牌而是奥林匹斯神话、荷马史诗与英雄叙事诗、希腊悲喜剧、苏格拉底的哲学、伯利克里的改革、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

所以中世纪的黑暗不仅是因为思想的禁锢，更是因为科技与文化的落后甚至于倒退。中世纪时的文化产品极其稀少，欧洲从皇族到农奴都是文盲，留下的文化记录很少，官方也不记录历史，后人对当时的国际大事都不知分毫。在黑暗时代之前和之后，欧洲文人留下了大量记录个人生活的作品，如诗歌、日记、散文、书信，而这类东西在黑暗时代却很少。为了维持统治，天主教禁锢人们的思想，黑暗时期的少量文学都是用死去的罗马语言——拉丁文写成，主题都是神学，脱离现实生活。正是对中世纪文学的唾弃，为了追求古典主义复兴才有了之后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对千年前的希腊文化的复兴，而人类文明在千年历史中却没有丝毫进展甚至于大幅退步，放之今日来看，实乃荒诞滑稽的可笑。而这千年时间自西罗马灭亡以来便一直是基督教的天下，世俗事务也被其荼毒久矣，这也更说明相比于武力的镇压与统治，思想的禁锢与控制更为长远彻底。即使武力掀翻了旧王朝，新的王朝也会成为旧文化的附庸。而在文化传播与发展的历程中，大众媒体也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时代，文化的传播只能依靠口口传播与书面记载等较为原始的方式。而由基督教会主持的各类大学的兴起，原意就是为了巩固思想的囚牢，由这些教师将思想枷锁传播出去至于大学最终与基督教事与违愿则按下不表。总之，即使有禁锢思想这样在文明层面上应受批判的历史结果，但大众传播在文明的进步与阶级的统治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事实也不能因此而湮没。

二

大众传媒的释义是通过大众媒介交流信息的过程，是沟通的一种主要形式。亦称之为“大众传播”。是指一群人经由一定的大众传播工具(比如报纸、电台、电视、电影、新媒体等)向社会大众传送信息的过程。大众沟通的传送者通常是庞大的组织体，沟通的工具大都是最先进的科技结晶体，而收受人则是不知名的及不定量的大众。而在新媒体时代，传送者却不一定是组织体，新媒体web3.0时代给予个人传送信息的平台，自媒体化的趋势已成定局，影响统治作用的方式也正悄然改变。

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现代各个学科都具有广泛的意义。尤其在史学中对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与理解各种文化的本质和特征，从而理性看待中西方文化。文化就其本质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在人类千差万别的生存模式和价值观中，中国文化和西方两大迥异的文明形态与冲突及其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命运，更是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认真思索。延续了5000年，从未中断，给世界以巨大影响力的中华文明，在其漫漫发展的历史长河过程中，其优秀传统是什么，其留给后人的负面影响又有什么。当今在世界上借助于资本和科学技术优势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其精华和糟粕又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只有把他们放到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大背景下。放到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的大视野中，才能得出清醒的判断。

然而,在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人们缺乏在一个宏观的视野里,对跨越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来展开横向比较的自觉。这种比较研究视野的缺席，在无意中切断了宏大文化背景下各国传播发展之间的历史联系,把研究对象变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使我们难以全面、深入和准确地对历史作出估价与认识。而借助史学的对比视野，从中西方的传播视角出发，把大众传播的发展放到人类大众传播的演化背景下，便能逐本溯源的得出新的结论与思考为当今新媒体时代下大众传播急速发展的现状里给予解答。

西方新闻传播事业的主流发展是伴随着14至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意大利、西欧的萌芽同步诞生，并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近代资本主义传播事业，这其中还包括与之对立的各国封建新闻传播事业。资本主义的新闻传播事业，是市场、资本和市民社会的产物，与生俱来地就具有反抗封建集权管制的特性。而西方新闻传播事业则孕育于西方的海洋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

在公元前59年，罗马执政官恺撒下令创立《每日纪事》,公布每天元老院的工作报告。方法是在元老院门口立一块表面涂蜡的木板，因为当时尚未发明纸张，所以将消息直接刻写在木板上。这种名为“阿尔布”的消息传播方式存在了大约500年，而这块元老院口的木板就是整个欧洲最早的新闻媒体。到了公元2世纪，《每日纪事》的消息随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张传至南欧、西亚和北非,罗马城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当然的新闻传播的中心。各地的王公、贵族、商人都想探听罗马的消息，于是有人开始从事抄录政府公报并分送各地以获取酬金的活动。与中国到宋朝出现的专为一种叫“小报”的出版物打探消息的人相比，罗马“新闻信”的发行人及其奴隶的活动要早了几个世纪,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职业的新闻工作者。

从新闻信的消息来源、载体特点来看，罗马的新闻信与后来在中国出现的邸报有非常近似的地方。比如两者在内容上都是发布官方消息，在形式上都是手工抄写而非机械印刷。这说明在大众传播的初始阶段，中西方媒体具有某些表面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受制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因人类本身的先天性而决定。

而到了15世纪末，西方文艺复兴兴起，资本主义正在初生阶段。通往非洲和远东的新航路的开辟，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欧洲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的重大发展，使商人们急需了解各地的商业信息。威尼斯因占据欧亚咽喉要道成为地中海的贸易枢纽，商人云集。为了适应商人对信息的需求，有人开始专门收集信息出售，这就形成了最初的手抄小报。至16世纪，威尼斯的手抄小报已经相当兴盛。据记载，1536年，威尼斯已经有专门采集消息的机构和贩卖手抄小报的人。1566年，这里又出现了定名的小报，叫做手抄新闻。这类报纸的内容主要是商品行情、船期和交通信息，间或报道战争。

罗马的新闻信同威尼斯的手抄新闻从内容到购买者都具有相当的重合性，盖因千年以来技术的停滞与人类社会习惯的恒久不变。同时，千年的传播方式相对应也体现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与宗旨。

中国的传播起源中有木铎的传说。在夏商周时期，曾经有称为遒人的政府官员，摇动木铎，巡行于各地，既以宣达政令，又进行必要的采风。这些与古代新闻发布与采集十分相似。因此，前人一度把木铎作为新闻事业的象征。西汉时期实行郡县制，地方各郡在京都长安设“邸”，派代表常驻此处办事，邸吏们定期把皇帝谕旨、朝廷政令、国家大事、朝臣奏议、重要案件等有关新闻情报，写在竹简或绢帛上，再由信使传至各地。后来，随着造纸术的发明，这些新闻情报改用纸来抄写，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报纸——邸报。而在唐代创办了由“上都进奏官”负责编印，将皇帝的谕旨、文臣武将的奏章及政事动态“条布于外”的《开元杂报》。宋朝以后又有了《朝报》、《邸报》和《小报》，出版方式也由手抄改为印刷发行，并有五日刊，旬刊和半月刊，到南宋光宗绍熙时又改为日刊，在性质上也就有了中央报纸和地方报纸之分。元代和明代的报纸都叫《邸报》。到了1465年前后，民间又创办了《京报》。清代朝廷的报纸称为《邸钞》，后称《政治官报》。自清代中叶开始出现了“晚报”。然而，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创刊才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

从中西方早期的报纸形式中可以总结出官方新闻这一核心特征。受制于技术和成本的原因，统治者成为信息发布的最主要群体。大众传媒这一理念尚未出现，手工的报纸制作形式决定了信息覆盖范围的局限性。在这一阶段中，传媒本身并无意义，只是单纯作为统治阶级传递信息的载体与媒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古代的报纸，不论是官方的邸报,还是民办的小报和京报，都必然要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联系，受他们的制约。官方的邸报固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和御用的宣传工具，民办的小报和京报也只能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下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封建统治者绝不允许可以自由报道一切消息和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报纸存在。中国古代的报纸在为当时的读者提供朝野政治和社会信息方面确实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始终没有摆脱统治阶级的掌握。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封建统治阶级掌握传播媒介，控制舆论工具，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历史，这也成为近现代大众传媒部分刻板印象的缩影。

三

近代真正的大众媒体出现源自于谷登堡的印刷术，其被公认为是15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这一技术一直沿用到20世纪，在500年间，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美因兹看来，是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术，但中国的毕升在1041年就发明了胶泥制成的活字印刷术。虽然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术却是由古登堡夺走。这是因为从技术上看，中国的印刷术和谷登堡的印刷术或许没有什么不同。但印刷术在中国没有带来如同谷登堡印刷术在欧洲带来的社会变革。印刷术既算是一种技术，也同时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它的形成需要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且从更广阔的视角——印刷术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形成的强大杠杆来探讨这一技术发明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因此，大众传媒的伊始是古登堡印刷术，也代表大众传媒本身相比于技术的革新，更看重的是技术于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近现代的大众传媒下，中西方已无技术层面的差异，或者说，中国大众传媒是对西方传媒的引进与模仿一如古代时期，西方对中国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学习一样。此时，影响两方传媒作用的限制因素就成为了文明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历史、意识形态总总背景下的不同。此时的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大众的代言人，得益于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在长期的生存生活之后，思想和感情发生的同化作用，在渐渐的失去个性而形成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后，作为信息和意识形态传递工具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意识往往就成为大众的意识。媒介通过向我们提供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想脱离的各种信息。而我们无意识地接受着这种生活方式或者信息就可能让我们对现实产生错位的认识，然而，被霸权者要么根本毫无察觉，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意识，要么虽有察觉但也难以跳出既有的利益结构，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媒介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受众的心理。

同时，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存在的拟态环境的再现，而这样的“再现”恰恰主要由大众传播媒介来完成。大众传播媒介充当了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通过输出内容的控制同化或者统一大众的认知与意识。在大众意识形成之后，大众传媒表达话语的作用也被提升至意识形态高度的层面，同时被赋予了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乃至行为规范的作用。这时，在受众心中大众传媒的话语表达形成了一种权威的力量，因此，他对受众的传播效果便开始发挥现实影响力了。如果影响力超脱了受众本身的原始想法，那话语的霸权在大众传媒领域便会形成。这时作为大众代言人的大众传播媒介，更加成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者，从而主动的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而此条件下，大众的代言人及新闻自由的论调不过是空谈，大众传播的目的便在于约束和限制新闻传播活动，最终使得传播内容及公共的意识形态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而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演进，信息技术的重大发现和突破，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大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更多地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人民民主意志的觉醒，使得大众媒介素养不断提高，自我分辨能力也获得发展，人们会越来越难以控制社会的舆论和人们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及塑造，中西方在政治价值观现象上开始趋同。西方政坛运用新媒体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现代条件下，全球公民的生活被包裹在与物质的和象征的传播模式的似乎是无休无止的接触之中。各传播系统使我们与各种不同的视点保持经常和直接的接触。时间和空间的彼此协调已经消失，在新大众媒体时代，全球已将等级、统一和个体化的印刷制作文化横扫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可触知的超越私人话语和公众话语界限的同步文化。因此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传媒演进和嬗变过程中，新媒体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无论东方和西方都在逐渐趋同，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在时空上中西方会逐渐趋向于统一并进行更快速的同化过程，以前因为社会分化、地域差异所造成的隔阂，未来会通过新媒体技术在全球化和文化统一上越走越近。而在媒体的统治作用上也将逐渐趋同，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的媒体话语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