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在中国古代有着广泛的用途，人们用它熏燃、悬佩、涂敷甚至饮用。尤其是历代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对熏香更是推崇有加，认为它是颐养性情、启迪才思的妙物，在日常生活中无不以熏香为伴，并进而将其作为“礼”的一种表述，成为古代宫廷和贵族居室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烛避窗中影，香回炉上烟。
——南朝梁·刘孝威《怨》
古人对香的认识和利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宋代丁谓所著《天香传》中云：“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juān）洁。”可见，上古时期，人们焚香主要是为供奉神明，其次才是为辟秽清洁的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将薰草、古兰、郁金、茅香等香草用于香身、熏香、辟秽、祛虫、医疗养生等许多领域，并有佩带、熏烧、熏浴、饮服等多种用法，插戴香草、佩带香囊、沐浴香汤等做法渐次兴起。随着熏香风气的逐渐流行，专门用以熏香的熏炉也应运而生。考古发现证实，至迟在战国时期，一些熏炉的制作已达到了相当精湛的程度。
战国凤鸟衔环铜熏炉 1997年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出土
1997年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出土了一件战国凤鸟衔环铜熏炉，通高35.5厘米，重约4公斤。熏炉顶端有一凤鸟，其下为圆形的炉体。炉体分内外两层，外层为一镂空的蟠螭纹外罩，从中腰分为上下相等的两个半球，中腰上有4个衔环兽首，附着于上半球的下沿。炉体下有空心八角形立柱和覆斗形底座支撑。底座纹饰镂空，有虎纹和人物等形象。这件铜熏炉造型奇特，在当时的同类器物中堪称杰作。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代，熏香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它是贵族的专利。像这样精致的铜熏炉也不是一般贵族所能拥有，应属于当时高等贵族所用之物。其出土地点又在雍城遗址，而雍城为东周时代秦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座都城，秦自德公元年（前677年）建都于此，作为都城历时近300年，也就是从春秋中期一直到战国中期。这件铜熏炉发现于秦都雍城的一处宫殿遗址，说明它应是秦国王宫内的遗物，可以说代表了当时铜熏炉的最高工艺水平。
到了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交流日渐频繁，香料的种类亦更为丰富，除前述固有的国产熏香外，还从域外的如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小亚细亚（亚洲南部的一个半岛）和叙利亚等地输入龙脑和苏合香等香料。除了祭祀、典仪等活动中有焚香外，熏香在贵族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尤其是后宫中的嫔妃们，为保持自身在皇帝面前的吸引力，无不使用香料，彼此攀比，追逐香的馥郁度和持久性。汉成帝的第二任皇后赵飞燕曾“杂熏诸香，坐处则余香百日不歇”；婕妤（妃嫔的称号）也曾“沐以九回香，膏发，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妆”。宫廷如此，官员们也上行下效，普遍用香。《汉官仪》记载“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
西汉彩绘陶熏炉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汉代墓葬多随葬有陶熏炉，形制似豆，有的还施以彩绘。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陶熏炉，高13.5厘米，子母口，盖顶微拱，上立一鸟。通体先涂黑，再刷黄色，然后施加彩绘和镂孔。盖壁和盘壁刻划有卷云纹、三角纹、方格纹、篦纹和弦纹。出土时这件熏炉炉盘内盛有茅香、高粱姜、辛夷等香草，可以看出汉代熏香的情况。
自西汉中期开始，熏炉出现了代表时代风尚的特殊形制——博山炉。《西京杂记》载，汉“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之所以称为博山，是因其仿照海上仙山“博山”而制。其基本形制多是在一圆盘中央竖立承接炉身的直柄，炉身呈半圆形，上有盖，炉盖作圆锥状，以镂空的手法雕刻出山峦、人物、鸟兽、草木、云气之状。汉代刘向《熏炉铭》：“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描绘的就是铜博山炉使用之时，香料置于炉内烧灼，轻烟透过盖上镂孔徐徐溢出、袅袅上升，如云雾缭绕，有入仙境之感。博山炉的出现，是汉代神仙思想崇拜的一种反映。
出土的实物资料表明，博山炉于西汉中期兴起后，其流布范围甚广，在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广州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多有博山炉随葬，以陶质的为多。铜博山炉见于皇室、诸侯王以及其他地位较高的上层贵族墓中。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错金博山炉、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的铜骑兽人物博山炉堪称其中的典范。
西汉错金博山炉 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铜错金博山炉，高26厘米，器形似豆形，盖肖博山，通体错金。炉柄呈透雕的三龙出水状，龙首顶托炉盘，炉盘装饰以错金流云纹。盘上部和炉盖铸出峻峭起伏的山峦，依山势镂孔，山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小猴蹲踞在高层峰峦或骑在兽身上，猎人肩扛弓弩巡猎于山石间，二三株小树点缀其间，刻划出了一幅秀丽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在细部又加错金云气纹勾勒渲染，使塑造的景色更加生机盎然。
西汉骑兽人物博山炉 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铜骑兽人物博山炉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炉柄造型。此炉高32.4厘米，通体鎏银。炉柄为一裸身的力士屈膝骑一俯卧神兽之上的造型。神兽昂首，张口欲噬，颈前伸作挣扎状。力士左手撑兽颈，右手托炉身，抬首侧望。炉盖亦铸出山间人兽搏斗场景，并加以镂空。这两件铜博山炉均为实用器，应是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生前所用之物。
中山靖王刘胜为汉景帝刘启之庶子，武帝刘彻的庶兄，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被封为中山国王，他也是第一代中山国的国王。河北满城县为汉代诸侯王国中山国之所在，刘胜及其妻死后即葬于此。刘胜一生奢靡荒淫，据《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载：“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从出土的这两件博山炉之精致和华美，即可窥见其生前骄奢淫逸生活之一斑。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 1981年汉武帝茂陵1号无名冢陪葬坑出土
1981年汉武帝茂陵1号无名冢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形制较为特殊，通高达58厘米，底座透雕昂首张口的蟠龙，龙口中衔五节竹竿状的长柄，柄上端向外伸出三曲体昂首之龙，稳稳地将炉身托起。炉身为博山形，下部雕饰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炉盖口外侧刻铭文一周：“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底座圈足外侧亦刻有铭文，内容大同小异。但二者的编号与制作机构均不一致，或系当时误配。据铭文得知，此熏炉原来放置在西汉未央宫，本是皇帝的御用之物，其与“阳信家”其他器物同时出土，推测应是汉武帝给其姐姐阳信长公主的赏赐。
魏晋南北朝时期，熏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因而曹操在取得政权之前曾“禁家内不得熏香”，以示简朴；临终时遗命：“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这一时期，熏香风气已从王公贵族扩展到士大夫文人中间，出现了许多描写熏香的诗文，如曹丕《迷迭香赋》、刘绘《博山香炉》等。同时，西汉中期流行的山峦起伏、丛林蔽障、野兽神人出没其间的博山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装饰代之以莲花、宝珠之类。显然，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息息相关。
唐绿釉龙柄博山炉 西安市长安区北塬出土
博山炉至隋唐尚未绝迹。西安市长安区北塬出土的唐代绿釉龙柄博山炉，甚为精美，炉盖塑出层层叠叠的花瓣，中间花蕊突出，炉身一周花叶欲展，整体似一含苞待放的花朵。炉柄有一龙蟠曲承托，下有圆盘底座。整器造型优美，绿釉晶莹。
隋唐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对熏香的研究和利用更加精细化、系统化。宫廷中用焚香来显示庄严和礼遇，并写进制度。《新唐书·仪卫志》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yǐ）、蹑席、熏炉、香案。”这一情景在唐诗中也可窥见，如贾至《早朝大明宫》：“衣冠身惹御炉香”，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朝罢香烟携满袖”等诗句，均反映了朝廷朝会时熏香的浓烈。
喜爱香熏的权贵们将奇香作为炫耀的资本，相互比试，兴起了“斗香”活动。唐中宗时就举办过一次高雅的斗香大聚会，宗楚客兄弟、武三思以及皇后韦氏等诸皇亲权臣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而文人骚客则将熏香视作优雅生活和文化品位的标志，似乎非有熏香则不能赋诗作文。于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就成为文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雅。据唐代冯贽《云仙杂记》记载，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焚玉蕤（ruí）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白居易诗云“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李商隐诗云“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反映了唐代文人熏香之雅事。
唐代皇宫及达官显贵还非常讲究用熏炉焚香熏衣。皇帝的御衣每天都由宫女熨烫、香熏。熏衣时，于熏炉上再套放一个镂空的笼子即熏笼，然后将衣物放上面熏之。王建《宫词》“每夜停灯熨御衣，银熏笼底火霏霏”即描写此事。为此，宫女“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后宫词》）。熏炉与宫廷生活的密切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唐人苏鹗在《杜阳杂编》中说，宰相元载家晾晒罗纫绮绣，下面放置20个金银炉熏香，且“皆焚异香”，豪华奢侈不亚于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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