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把红薯叫做红苕,至于什么缘故,至今我也闹不清。
我是极爱吃红苕的,煮的,蒸的,烤的,都是很好吃的,家里的老人对红苕没什么兴趣,当年闹饥荒,没有米面,多靠红苕充饥,吃多了,自然就腻了。
烤红苕我于20世纪末出生,那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时期,大家不见得多有钱,科技也不很发达,可都能吃饱穿暖,零食水果也是平常玩意儿,街上总有许多推着卖吃食的小贩,凉糍粑,豆花儿,蛋烘糕,莲子糊。烤红苕并不是时时都有,只有冬天才卖,冬至前后,潜藏在城市里的红苕摊会像雨后春笋般通通都冒出来,那时烤红苕不用电,在一辆三轮车上放一个鸡蛋头似的,黑黢黢的炉子,炉子有一个大肚子,里头有烧得正旺的炭,和几十根大大小小的红苕,炉子的上头带着一顶铁帽子,烤熟的红苕温在上面,供大家挑选。
烤红苕挑红苕是一个技术活,一帽子的红苕,要挑出最软最甜的,可不容易。我们这儿的烤红苕大概有三个品种,板栗苕,红心苕,白心苕,白心苕最次,板栗苕和红心苕各有优势,板栗苕软糯,用四川话说它很“面”,甜度适中,像板栗,它的颜色看上去有些寡淡,闻起来,香味也是淡淡的,它很能饱腹,买一块小的充饥很好,母亲爱吃这种苕,可我更青睐红心苕。红心苕的香味很浓,不用听大喇叭吆喝,凭着味道就能找到摊子,它闻起来甜甜的,吃起来也甜,不糯但很软,烤得狠些的,“皮开肉绽”,微红的糖汁从破掉的苕皮处渗出来,引得人食指大动。挑烤红苕,不管是板栗苕,还是红心苕,都要挑烤得狠的,红心苕最好破皮流汁,板栗苕我还未摸到门道。不过光凭这些还不够,还得有好运气,这才是最重要的。
吃烤红苕,是我冬天里不可多得的享受。小时候,每每听到“卖烤红苕,又香又甜的烤红苕”,我总会向家人讨几块钱,买上一根小的,顾不得烫,把皮剥了就啃,脸上,手上,沾满了黑色的炭灰和黄色的薯泥,满足的啃完一个,脸就变成了花猫,外婆总是又气又笑,把我拖去洗脸洗手,收拾衣裳,那时只觉得烤红苕好吃,别的什么感受是没有的。
烤红苕后来,因为城管的缘故吧,烤红苕的摊子,变少了,逢年过节,或是运气很好时才能碰上,我常常满城寻它,都一无所获。
长大后,我去北京上大学,那里也有烤红薯,全是在店铺里,没有人吆喝,是用电烤的,很干净,大小生熟,差得不多,都很甜,要吃时,拿一个小勺,一点一点往嘴里送,哪儿都干干净净的,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滋味,也就不大吃了。
今年回家过年,年前的几天,总是湿冷的过分,我又是一个在家待不住的人,再冷的天也得出去走走转转,那天,我在街上闲逛,想找个暖和点的地方,看看书,喝喝茶,远远的,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卖烤红苕,又香又甜的烤红苕”,我循声找去,不多一会儿就闻到了烤红苕的甜香,那是机器烤不出来的味道,熟悉的三轮,熟悉的大肚炉子,还有炉子上蒸腾着的热气,都是记忆中的样子,除了卖烤红苕的,不再是个老爷爷,而是一个中年人,一切都没有变过,我像小时候一样要了一块儿小的,看他掂量掂量,把红苕放在一柄铜称上,小巧的秤砣算出了斤两,依然是几块钱,只是以前是一块两块,现在得五六块了。捧着滚烫的烤红苕,看着皮外渗出的糖汁,热气是乳白色的,包裹着整个烤红苕,也包裹着我,甜甜的,暖暖的,升入空中,消散了。
烤红苕“生活先爱上了我,我不能不爱它。”汪曾祺先生将他挚爱的生活过成了一首诗,我不及他的文采,对生活也不总是爱的,可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会觉得生活,可爱得让我不忍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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