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的乡村社区停滞不前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另类中学到什么？

爱荷华州奥兰治城商会。这个城镇由荷兰移民建立，直到最近居住的几乎都是荷兰人。 Brian Finke为“纽约客”拍摄

奥兰治城，爱荷华州苏县的县城，面积约1.5平方英里，人口六千，田野环绕。苏县位于爱荷华州西北，奥兰治城与世隔绝，一小时慢速公路行程到州际公路，距离奥马哈机场两个多小时，到得梅因需要近四个小时。20英里外另一个城镇黑瓦登（Hawarden）位于大苏族河（Big Sioux River）边上，在18世纪70年代成为西北铁路的停靠站。不断涌入的陌生人，带动了当地餐饮赌博酒店业繁荣发展。而奥兰治城没有河流铁路，甚至到最近都没有一条四车道高速公路，保留了纯净封闭的文化。

闭塞狭小的奥兰治城并没有像其他同类市镇一样走向衰败。它的中央街道并不是那种鳞次栉比广告林立的二十一世纪特色大街。这里有两个律师事务所，一个房地产办事处，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一家咖啡店，一家缝纫店，一家卖圣经，各式书籍和礼品的商店，一家古董店，一家美发沙龙，一家家居装饰和服装精品店，以及苏族农业会，市政厅和红砖罗马式法院。

镇上有十六个教堂。高中毕业率为百分之九十八，失业率为百分之二。几乎没有犯罪。小镇人平均收入近六万，房屋均价为十六万美元，可以买到带院子的三居室或四居室。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居民年收入超过十万，而当地却没有更多的消费方式。还好可以不断的改造自家的厨房。炫耀挥霍不是奥兰治人的生活方式。在镇上长​​大的丹• 维米尔说：“这里有很多张扬的人最终身败名裂的故事。”荷兰人对繁荣感到舒适，但并不享乐。

1870年，来自荷兰寻找农田的移民建立了这个镇，直到最近住民几乎都是荷兰人。中央大街有很多荷兰名称风格的商店：Bomgaars农场供应商店，Van Maanen音响器材店，Van Rooyen金融集团，DeJong 按摩针灸，Woudstra肉类市场。该镇警局职员有Jim Pottebaum，Duane Hulstein，Audley DeJong，Bruce Jacobsma，Chad Van Ravenswaay，Wes Van Voorst和Bob Van Zee。当奥兰治城老师想把班级分成两半时，她会说“A”s到“U”s一边，“V”s到“Z”s到另一边。多年前，一位来自鹿特丹的荷兰妇女和她的美国丈夫一起搬到了镇上。她发现了奥兰治城的荷兰特色 ：大多数人不会荷兰语，但他们的英语中掺杂了荷兰本土人都不再使用的一百多年前的词汇。

在二十世纪初，保留多少荷兰性引起了城里的宗教分裂：美国归正会（RCA)脱离了第一革新教会（First Reformed Church），以便用英语进行服务。但是，随着最后一位讲荷兰语的人离世，奥兰治城开始采取措施保护其遗产。中央大街主要街道上的商店需要用“荷兰前线”来装饰它们的外墙，形状为铃铛和渐变三角形，深绿色、浅灰色和蓝色等传统颜色，白色饰边。Bomgaars街对面是风车公园（Windmill Park），沿着微型运河点缀各色花坛和六座不同大小的装饰风车。每年五月底，奥兰治城举行郁金香节。从荷兰进口成千上万的郁金香，种植成排，人们穿着十九世纪的荷兰服装，由志愿者缝制 ，白色花边帽，长围裙，黑色帽子和短裤，连续三天在街上表演传统舞蹈。有这样一个街道清洁仪式：一群走着前面的男孩们从桶里泼水，穿围裙的女孩们用扫帚擦洗，然后是一个游行队伍，由高年级学生扮演的郁金香女王和她的仪仗队从彩车上挥舞，最后是穿木鞋的校乐队。

每年六月，在郁金香节后的几个星期，又有一个仪式：百名孩子从高中毕业。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一个关乎他们生活的决定 ，离开或留在奥兰治。这个决定不仅影响他们居住的地方，而且影响他们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他们如何投票。这个城镇正在蓬勃发展，所以选择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不是为留下而留下，而是要选择某种生活方式。有些人离开，但更多的人决定留下 ，奥兰治城的某些东西激发了忠诚。只是因为这么多人留下来了，这个城市繁荣起来。而似乎留在家乡则是反叛根深蒂固的美国传统：迁移和雄心。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定居生活是常态。流动性造成一个两难抉择：流动增加了活力，但削弱了家庭和社会信任。美国，这个有着开垦边疆浪漫故事的国家，大部分人都是离开他处的人，迁徙一直是令人称道的故事 - 大胆，进取，恰是美国人对家乡差强人意生活的回应。美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流动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地域流动性驱动着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由于美国人从贫困地区到富裕地区工作，1880年以后，全国各地的收入水平持续一百年稳步上升。

但是美国人不再像以前一样：现在国内移民的人数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一半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将近8％的失业人员穿越州界;到2012年只有百分之二点五了。过去人们常常追随工作，现在那些搬家的人往往会去失业率高，工资低的地方，因为住房很便宜。所有这一切引起了警示。为什么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去找好工作，过更好的生活？部分担忧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如果人们不愿意上班，那么失业会在一些地方持续下去，而工作机会将流失到其他地方。人们滞留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上升的原因之一。另一部分警示是文化上的。美国人现在流动频率低于法国这样的老牌欧洲国家意味着什么呢？美国衰减的活力是否有其发生过程？

自2016年选举以来，留下也带上了政治意味。出于怀疑那些流动性人员：移民、难民、全球化精英，很多人都投票支持特朗普，因而对家庭的依恋看起来像是一个川普价值观。确实，仍然生活在童年家乡的白人中，有近六成的人支持特朗普;那些住在离家乡两小时内车程的人中有百分之五十支持他;离家乡超过两个小时车程的人中有百分之四十的支持他。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喜欢住在大家庭附近。留在家里或离开是一个有力的政治预测指标。因此，严格说来抵制迁移似乎是抵制新事物。那些留在家里的和对经济现状不满的人选择了特朗普。

奥兰治城是全国最保守的地方之一，离开的人往往变得不那么重要。这里并未陷入绝望，也非停滞不前。在人们倾向于留下的地方，变化发生的方式往往不同。但留下来并不适合每个人。

丹• 维米尔离开了奥兰治城，而他在该地区的渊源几乎回到了城市的建立之初。他父亲的曾祖父母在十九世纪末从荷兰移民过来;他母亲的家庭随后一代而来。他的父亲沃利在城外的一个农场里长大，是十一个孩子中的一个；他的母亲Joanne在十个兄妹中排行第三；两人都很贫穷。

高中时，丹迫不及待想要出去， 他因道德幽闭恐惧症而感到窒息。他讨厌被人持续的审视，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事情。八卦是大多数小城镇的瘟疫，但奥兰治尤其挑剔。荷兰人特别讲究言行。他们经常修剪草坪，但从不在星期天干。酒精被认为是不良的;但人们通常会去别处购买，这样别人就看不到。孩子们感觉有眼睛一直盯着他们。大人们总是在意别人的看法- 他们的房子是否干净，他们的孩子是否言行得体，在学校是否表现良好，他们是否参加足够的镇上义工，他们是否经常去教堂？中央大街上的建筑外立面成了人们试图掩盖他们遵守这些标准所遇到的困难的一个比喻：他们坚持荷兰前线。

比起流言蜚语，丹觉得自己是因为陷入了困境而离开。“你是你自己，”他说。“我是维米尔，瓦利和乔安妮的小孩，格雷格，布伦特和巴里的弟弟，在奥兰治，我一辈子都是他人。当然我不是感到被歧视而是感到理解和被爱。但是我觉得这远不是我想要的，要知道我是谁，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自己。“1984年高中毕业的那天，他收拾好了自己的车子，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离开了奥兰治。

他就读于密歇根州霍兰的一所基督教学院霍普学院。远离家乡，他感受到比以往更强烈的宗教情感，并在蓝岭大道花费一个夏天从事基督教事工工作。他一个人在那里，每个星期天都要为公园里的露营者提供两次布道。周六晚上，他开车四处走动，让人们了解这些服务。一个男人笑着告诉他，你还年轻，我有种感觉，你最终会质疑你的信仰。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后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事情, 现在我不再相信了。丹说：“这就像一只箭穿过我的心脏。“我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这一切都将在我周围崩溃。

第二年，应验了。他在世界宗教课上学习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猛然间觉得他的信仰来自他的出身。“我不仅开始质疑我的宗教信仰，而且质疑我的政治信仰，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眩晕感，让我失去了对任何事物的信仰。”他说道。 “这六个月真的很难。但经过危机之后，我有一种兴奋的感觉。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我拼凑起真正属于我的世界观。”

每年五月，为了庆祝郁金香节，小镇居民穿着传统的荷兰服装。Brian Finke为“纽约客”拍摄

毕业后，他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一个基督教布道所为外国旅行者提供服务。他喜欢加德满都—充斥在西方和东方，新和旧，真和假的文化氛围中。工作很忙碌。一个来自土耳其的人听说在香港工作机会多，决定走到那里，到达尼泊尔后用光了身上的钱。他睡在丹的床下，嘀咕着所有冤枉他的人。有一个年轻女子徒步旅行时精神失常，试图脱下衣服跳下山崖。还有一个来斯里兰卡酗酒的政治难民，带着四个孩子。

在加德满都待了六个月之后，丹买了一张票到德里，在廉价的旅游营找到了一张床。那里非常炎热，他睡不着觉，十天里，他精神恍惚的在酷热下四处走动。他意识到自己完全不知道将要做什么，而他所认识的最近的人远在七千里外。他感到非常焦虑，但也充满希望。他意识到自己经过十八年，成为了自己的奥兰治，接下来的五年剥离那个自己，让它死去。他已经走遍了世界的一半，将那个自己完全抛弃了。现在他可以重新开始了。

一些孩子为了职业离开奥兰治。这里没有想做的工作，过不了想过的生活 。 这儿没有太多的技术性工作，例如金融工作。这里工资不高；在奥兰治的生活成本很低，你可能在其他地方赚更高的薪水，但情况可能会更糟。 一些人为了某种生活方式离开：他们想要滑雪和登山，或者喜欢居住在有体育场和更多餐馆的地方。但大多数像丹·维米尔一样离开的人是为了有机会重塑自己。

在更大的地方，当你开始工作，遇到新的人，你的职业自我成为你的身份。但是在奥兰治，无论你做出什么成就，你总是某人和某人的孩子。人们喜欢指出，即使耶稣在家乡传道时也有这个问题：

他们说,“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一切？他的智慧是从何而来？他的双手能做哪些有力道的事情！这不是木匠吗，玛丽的儿子，雅各、约瑟、犹大、西门的兄弟，和我们在一起的不是他的姐妹吗?"于是开始轻蔑他。

这是一些孩子离开的原因，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要留下来的理由。在奥兰治，你可以感受到真正的知名度。你生活在不仅认识你一生，而且认识你的父母和祖父母的人中间。你不必解释你的父亲是怎么死的，或者你的母亲为什么不能来接你。有些人觉得没必要离开去了解自身，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历史已经描述了他们最深刻的自我。

除了这些普遍的情绪之外，奥兰治还有另一个关键的事实，使得它比其他规模更大的城镇拥有更多年轻人：一所学院。西北学院，一所拥有1200名学生的小型基督教学校，隶属于荷兰归正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建镇不久后成立。西北学院提供各种文科专业，但面向基督教事工及护理和教育等实践科目。

1997年史蒂芬妮从高中毕业，前往西北学院学习教育专业。她从没有在奥兰治感到过不安。她说：“我真的没有冒险精神”。“我要和我认识的人呆在一起。”她的职业目标是去小时候呆过的一所学校找一份教职。

她成长的时候住在祖父母的隔壁，每个星期天参加教会活动后，都和家人去祖父母家吃午饭，就像奥兰治的风俗那样。七年级时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埃里克，11年级时两人开始约会。埃里克来自一个大家庭，他的父亲有16个兄妹。埃里克的大部分叔叔和阿姨仍然住在这个地区，如果有人需要做什么，比如铺设水泥车道，家人就会来帮忙。

高中毕业后，埃里克想去参军， 去看看充满乐趣的外部世界， 但是史蒂芬妮劝说他留了下来，他住在父母家，去了一所当地的技术学校学习电工。斯蒂芬妮读大三时，他们订婚了。之后，他在蓝兔冰淇淋制造商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而她开始教书。他们有了两个孩子。

几年前，斯蒂芬妮和埃里克都在二十分钟车程外的小镇勒马斯工作，他们曾考虑过搬到那里。但斯蒂芬妮认为，如果不住在同一个城镇，会很难向父母打招呼，孩子们也不能四处闲逛，难以保持亲近关系。于是，他们搬进了小镇边上埃里克小时候居住的房子，他的父母在旁边另建了一间小房子。

当斯蒂芬妮为孩子们的将来考虑时，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亲近。“我希望他们住在隔壁，作为奶奶照看他们的孩子，看着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成长。”她说道。“孩子们告诉我们，当埃里克的亲人去世后，就买下他们的房子，这样他们就住在隔壁的房子里。那对我来说太好了！”

在很多城镇里，最有创业精神的孩子离开家乡上大学，而不是在家创业，这意味着在家乡就业机会变少，意味着更多的人离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镇的人口越来越少，商店和学校开始关闭，小镇开始凋敝。这个动态对爱荷华州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州都大：在20世纪90年代，只有北达科他州流失较大比例受过教育的年轻人。2006年，时任爱荷华州州长汤姆针对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以“回到爱荷华州”为主题，进行了一次全国巡讲。他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举办鸡尾酒会，他请求这些年轻的移民回家，承诺爱荷华州提供比“生猪，玉米和老人”更多的服务。但是这场活动失败了。2007年，得梅因（爱荷华首府）的立法机构成立了爱荷华州代际委员会，研究为什么大学毕业生要离开;两年后，该委员会五分之一的成员自己离开了本州。

社会学家帕特里克·卡尔（Patrick Carr）和玛丽亚·凯法拉斯（Maria Kefalas）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发现那些早年被父母和老师认为有进取心的孩子更容易成功。那些被标记为留守的孩子在学校里经常被忽视。每个人都意识到鼓励有野心的孩子离开就是扼杀这个城镇，但是孩子们的雄心比社区的生命更重要。最有可能成就大事的孩子不仅被允许离开，简直就是鼓励推崇。

在奥兰治，这种推力却不常见。人们似乎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关心事业。“即使是现在，这里的朋友们中大部分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不认为他们知道我做了什么，”丹·维米尔说。“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可以为一个孩子在外面做一些令人称道的事感到自豪，但同样陪伴你周围成长的孩子和孙辈也是成功的标志。奥兰治的父母会对孩子说：去西北学院。拿到学位后，何不就此这里安顿下来呢？这儿有很多工作，开车上班只要五分钟。当你有孩子时，我们会帮你照顾他们。人们分享你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好的充满基督教氛围的地方。他们关心你：如果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帮助你。

这场比赛通常是成功的。甚至一些离开的孩子也很快意识到他们错过了什么。随着长大，克莱里越来越不喜欢待在奥兰治;从西北学院毕业后，2009年他去了芝加哥，在一家全球性投资公司获得分析师工作。起初，他喜欢这个城市的匿名性。对工作充满热情，一周工作时间达到七十个小时。他曾与一个有20亿美元业务的投资组合经理合作。二十六岁时，他自己也成了一名投资组合经理。

但是，在达到目标后他发现自己失去了方向。他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切，只工作了五年，其他一切都崩溃了。没有女朋友，除了同事之外没有朋友，几乎没有见过家人或家乡的朋友。坐捷运上班，被陌生人包围，他想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一些亲属开始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他的哥哥生了一个孩子，虽说克莱里不大喜欢孩子，但却想看着侄子成长。他想搬回去，却又觉得尴尬。 当初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奥兰治, 现在又离开体面的芝加哥工作，人们会怎么说呢？

他决定应付这个尴尬，回家。他在当地的一家金融公司找到了工作，却又觉得买卖一万美元的共同基金真没意思。他想，我已经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再来一次又何妨？他的一个高中朋友管理当地的沃尔玛;克莱里就在附近的另一个沃尔玛找了一份工作，管理生产部门。他发现他喜欢管理人员和库存，就像投资一样。与此同时，他开始接近高中朋友，并与家人共度时光。“我只想要简单的生活。”他说道。“我喜欢打高尔夫。五点钟下班，十五分钟到家，二十五分钟到高尔夫球场。我一直都在钓鱼。每个星期在一个朋友家吃两三次晚饭。“他买了一栋房子并入住。

很大程度上因为像克莱里这样的人回到城里，回到最初成长的地方，奥兰治正蓬勃发展。小城镇通常会互相竞争，招揽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司，但奥兰治的大部分产业是由当地人创立的。1926年由荷兰移民创立的 Diamond Vogel涂料公司，销售涂料和石蜡，是城里最古老的产业，现在仍然由Vogel家族经营。奥兰治的一个人在德克萨斯州成立了一家医疗设备公司，大约三十年前他把生意搬回了城里。现在更名为CIVCO，公司生产用于辐射和肿瘤学的超声探头和定位设备。最近，剥离出另一个公司Quatro，该公司生产用于航空航天，医疗成像设备和机器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十年前，比萨牧场连锁店的公司总部从原来的位置赫尔搬到了十五英里之外的奥兰治。

奥兰治自认是一个进步的城市 ，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在于它包含了变化和成长。这种成长是由一群相识多年的城镇商人主导的。Quatro公司CEO史蒂夫·罗斯纳的邻居是城里医院CEO，他们在高中时一起踢足球，两人都去了西北学院。罗斯纳另一位来自西北学院的邻居和朋友是比萨牧场首席行政官员。罗斯纳同时也是Diamond Vogel涂料公司的第三代CEO，Drew Vogel的朋友。在爱荷华州的其他城镇试图避免人口塌陷的同时，这个城镇的父亲们也有雄心壮志，把奥兰治的人口从六千人扩大到一万人，他们试图让这个城市变得对外人更有吸引力。冬天里无事可做，这是人们讨厌爱荷华州西北部的原因之一，没有湖泊或山峰这样的风景，但他们能做的事情也很多。这里有一个游泳池，一个电影院和一个高尔夫球场，但可选择的现场娱乐活动仍然有限，所以他们走进了基督教学校的剧院。他们买了一个古老的沙坑池塘，放置一个小平台，这样人们就可以钓鱼了。

奥兰治是全国最保守的地方之一，但并没有陷于绝望，也没有停滞不前。Brian Finke为“纽约客”拍摄

人们总是在谈论荷兰人的职业道德和企业家精神，但奥兰治在很多方面都不是一个理想的商业场所。由于失业率很低，难以找到足够的工人，而且闭塞造成运输不便，速度缓慢。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奥兰治公司由当地人建立：你必须有另一个理由，为一个非商业原因留在那里。“如果你的动机只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回报，那么你会去其他地方，最终到墨西哥或摩洛哥。”罗斯纳说道。“但这并不是纯粹的‘最大化利益’ 。”

罗斯纳不是奥兰治本地人。他还小的时候，父亲为工作需要，每隔几年就要搬家， 罗斯纳十一年级时，全家从明尼苏达州搬到奥兰治，后来他的父母再次离开。但罗斯纳和奥兰治荷兰女友结婚，留了下来。当他获得MBA学位时，他决定不像父亲那样：去比弗顿为耐克工作，或者到明尼阿波利斯为Tar​​get工作，然后到其他地方继续工作。“我对自己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他说道。“ ‘难道不是为了自己，为了事业？难道还有比自身更重要的事？’在这里，你会感到与周围息息相关。"

奥兰治的生活方式严格却又包罗万象，从行为到理想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的精确和固执，以至于当你身处其中时，很难想象到其他。那些离开前不安分的孩子却不大能感受其中，这正是他们所错过的。他们的躁动不安往往会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那些开始质疑自己是谁的人最终会质疑其他事物, 比如政治。

如果你居住在像奥兰治这样的地方，你会习惯于和熟人打交道。车坏了，交给那个修理你父母的汽车几十年的机修工，他的儿子还在你的高中棒球队。离开这里后你很快会发现陌生人难以打交道。如果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你将会以新的方式感受到贫穷的滋味。在奥兰治，人们接受政府援助，但这个城镇很小且繁荣昌盛，因而你可以想象没有政府帮助会是怎样。如果你属于一个教会，当你遇到了麻烦，教会成员会帮助你。然而，当你搬到了一个大城市，一个单独的教会组织将无法解决你的麻烦。

在小镇上，你知道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干什么；如果有人做了一些奇怪或烦人的事，那就经常会涉及到你，你无法躲避一切与这个城镇有关的事情。另一方面，大城市的匿名性意味着宽容。生活在大城市，被太多渺无影踪的人包围，太多的东西你无法控制，无视烦恼、他人或其他方方面面也就成了一种习惯。此外，不断与那些观念迥异的人相遇，往往还会体会到信仰与感情间的些许微妙。

林恩·莱，二十年前从奥兰治搬到得克萨斯州，是附近沃斯堡的一名空运救护护士，发现这种不和谐让人困惑，但已学会了适应。“我仍然非常保守。“ 她说道。“我的道德观非常老派。在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同性恋社区，我最亲爱的朋友中有些是同性恋，这对我来说是一场挣扎，因为我是在圣经文化中长大的。但我无条件地爱他们，因为他们是人，我不评判他们。“莱搬到得克萨斯州，不是因为她想离开奥兰治 ，她很爱那里，而是因为在爱荷华州做空运救护很无聊。她想去一个工作充满紧张感的城市，这个选择使她去了一个因政治因素不大愿意去的地方。

人们常常为一个与政治无关的理由而行动，但最后却与政治紧密相关。据皮尤的一项调查，例如，近百分之八十的自由派人士喜欢住在可以步行到商店和学校的密集街区，而百分之七十五的保守派则宁愿住在一个更大的房子里，周围有更多空间。人们搬家之后，新地方的政治影响着他们。那些搬到政治观念迥异地方的人往往被孤立，而搬到跟你投相同票的地方, 往往又会变得更加极端。

似乎有一些迁移的行为扰乱了人们的信仰，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一个女人离开奥兰治去一个比她家乡更保守的地方（如果有的话）上大学，但即使如此，经验也改变了她。“我的父母很保守，所以这些年我都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但我的观点已经改变了，”她说道。“在乡村小镇生活会给你一个不同的视角。当我想到税收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学校的资金来自于税收, 这会使贫困现象延续下去, 因为低收入地区学校的毕业率很低。当我想到移民时, 我想, 我们都曾在某一时刻迁徙，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难道我们不记得吗？但反堕胎是人们在中西部, 特别是在小型社区投票的结果。如果有人说他们要试图推翻罗伊诉韦德案, 人们将投票支持他们, 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说了什么, 无论他们是多么可笑。”

奥兰治就是这样一个小型中西部社区。反对堕胎是大多数人根深蒂固的宗教原则，其重要性在于，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投票时唯一考虑的问题。奥兰治位于爱荷华州的第四国会选区，众议员代表史蒂夫·金（Steve King），因反对移民的煽动性言论而臭名昭着。尽管第四区三分之二的选民支持一项非法移民公民化法案，而他强烈反对，他们仍然继续投票给他，因为他是可靠的反堕胎者。然而，虽然奥兰治的人很少改变反堕胎立场，但如果他考虑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他的政治立场也会发生显著的转变。离开去密歇根州做牧师的约翰·克拉韦林加（John Cleveringa）说：“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反堕胎的。“ “但这已退出我的立场清单了。反堕胎是为了捍卫那些不能自卫的人，而这个世界上也有人出生了，却没有能力自卫。”

过去十年，大量的拉丁裔移民搬到了奥兰治和附近的城镇，在猪场，奶牛场和肉类加工厂工作。变化发生的很大很突然，短短几年内，一些学校的班级已经从几乎全白到西班牙裔占百分之三十，这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进步。奥兰治很少有人担心移民会夺走他们的工作，因为大多数白人不大想挤奶牛或宰猪，显然，没有了移民本地农业就会崩溃。另一方面，违法的行为触痛了人们。他们想要移民，但要用合法的方式。

有时会出现过分的种族主义行为。隔壁城市苏森特（Sioux Center）每周都有一次巡游之夜，年轻人驾车在公园绕行，有些人在卡车上挂上邦联旗帜。作为回应，人们组织了一场祈祷活动，当卡车巡游时，大约有一百人聚集在公园里祷告唱歌。奥兰治的大多数人就客气多了，不愿意表现出敌意。问题不在于人们公然拒绝新来者，而是因为从一开始就看不到他们。大多数拉美裔人在其他城镇参加天主教教会，所以他们是隐形的。他们不存在。

正因如此，三一改革教会（Trinity Reformed Church）的一些人决定荷兰人和拉美人应该增进相互了解。他们决定举办一个分享聚餐会，每八人围在一桌：四位拉美裔客人和四位荷兰人。他们相互交往时不同的时间观念 :荷兰人严格守时而拉美人喜欢迟到，被认为是社区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所以主人告诉拉丁裔客人说，五点半开始吃晚餐，并告诉荷兰人六点过来。晚餐那天，拉美人因为知道迟到会冒犯荷兰人，五点三十分准时到场;而荷兰人考虑到拉美人的惯例，于是六点半到场。这样拉美人不得不等候了一个小时，而尴尬的东道主不得不解释情况。即便如此，晚餐活动还是成功了：五六十名客人来了，很多人又计划再次聚在一起。

去年三月，史蒂夫·金在推特上宣称：“文化和人口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不能用别人的孩子恢复我们的文明。”中央大街开咖啡店的史蒂夫·马尔，决定做一些事情。他想表明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金一样，所以他在法院前组织了一场抗议。那天虽然下着雨，值得高兴的是仍然有近二百人到场。马尔不是在奥兰治长大，他从六十英里外的另一个爱荷华小镇来到西北学院上学。这是学院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每年新来的年轻人代替那些离开的人。这些到来的人带来了新的想法，但也有所限制：西北学院是一所基督教学院，它倾向于吸引那些合适的人。

一天，有人问马尔和另一个在咖啡店工作的年轻人，为什么毕业后留在奥兰治，两人回答：凯思琳·诺里斯。诺里斯是一位诗人，在纽约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于1974年回到南达科他州小镇已故父母家中。看到达科他州因年轻人流失而元气大伤，她开始重视本笃会誓言关于安定的名言，就像托马斯·默顿所说，放弃寻找完美修道院的期盼，拥抱你已拥有的平凡。当马尔和那个年轻人还是西北学院学生时，诺里斯在那里发表演讲，使他们意识到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不是建立一个新自我的方式，因为你还是带着自身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四处游荡转移注意力，而是留在原地，生根，那么你给了自己一个成长的机会。

马尔还有另一个留下的理由。他自认是性格温和的鼓动者，他想推动奥兰治城实现其宗教理想。他现在是民主党人，但他在一个保守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并且曾经给共和党投票，所以他对奥兰治的的人民很了解，知道如何与他们交谈。他相信奥兰治基督教徒会被某种道德伦理所驱动 ，例如生命的神圣性，或者爱你的邻居。他有一个关于难民的观点：假如有一百个婴儿要出生，如果我说其中一个长大可能成为恐怖分子，为了以防万一你会杀死一百个婴儿吗？对话者肯定会说当然不会。那么，假设有一百名难民，其中一个可能是恐怖分子，你会把他们全部赶走让他们陷入危险吗？

奥兰治的人们倾向于避免讨论政治话题，因为辩论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是马尔认为食物和饮料会让事情变得友好。他整天在咖啡店和顾客聊天，晚上举办活动，讨论种族和移民问题。当同性婚姻在全国合法化时，他挂起彩虹旗，并在外面贴上一个标志 ： “  啊哈！祝贺LGBTQ朋友！"一位顾客告诉他，他的标志冒犯了她，她坚持同性婚姻是道德败坏，结果他失去了这单生意。他说理解她的立场，但是他希望自己的咖啡店能为每个人服务。不久，她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办？”他问道。“镇上只有一家咖啡店！”

马尔意识到，在某些方面，在小镇上可以更有效地让人们参与政治，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关个人的，你无处可去。但却很难影响居住在较大社区的人，他们可以摆脱邻居尖锐的眼光，谁也不觉得自己与社区的失败有关连。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1970年出版的“ 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Voice，and Loyalty）一书中描述了不同的表达不满的方式。你可以退出：停止购买产品，离开小镇。或者你可以使用声音（voice）：控诉制造商，留下来，并尝试改变你住的地方。退出越容易，问题越难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奥兰治的向心力不仅仅是保守力，同时也是强大的推动力。毕竟，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推动它向前的不是那些逃离的人，而是那些因热爱而留下，或者回来的人。

美国人总是更喜欢 "干脆的退出好过声音（voice）造成的混乱和心碎。”赫希曼写道,。不满的欧洲人进行革命，美国人继续前进。“自从托克维尔以来，观察家们指出，美国人的好奇心，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他继续说道。“当你能轻易从一个糟糕的环境中抽身，为什么要因不满（voice）使自己陷入困境呢？”

一百年前，意大利南部的很多人非常贫穷，他们能做的事情有限。要么移民去美国;要么加入一个武装组织参加战斗;或者认命接受现实。有些移民把钱寄回家，但是他们已经离去，所以他们没有太多的能力改善家乡。另一方面，许多留下来打仗的人，成了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罢工，组织串联和非法苏维埃，煽动革命。生活在武装组织很多的地方，看起来有机会改变现状，人们往往倾向于留下；在革命没有盛行的地方，人们往往选择离开。意大利那个时候，换句话说，留下来可能是一个乐观的，有远见的做法。留下不意味着保持不变;而另一方面，离开却留下了它原来的样子。

不少人最终回到了奥兰治。有些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回来了，因为想要孩子们拥有和自己一样的童年。也有些人在侄女或侄子出生，或亲人生病时回来了。有进取心的孩子离开使奥兰治变得保守;见多识广和忠诚的思乡成年人回家又使其保持活力。

维姬·施罗克回来了。她的家人是荷兰农民，他们奥兰治附近生活了四代。她是五个孩子中的第二个，在城外的一个小农场度过了贫困的童年；她出生于1979年，正是5年农业危机开始的时候，很多农场主被迫卖掉了土地。她在高中时曾有个模糊的想法，去别的地方上大学，可当时她妹妹只有八岁，她不想错过她的成长，最后到了西北学院学习社会工作学。在那里，她遇见了未来的丈夫贾斯汀，他们在大三那年夏天结婚了。贾斯汀来自爱荷华州中部，学习基督教事务。一天，维姬在布告栏上看到了加州中央谷地的荷兰归正教会需要一位年轻牧师的通告。她和贾斯汀为此祷告，认为上帝要他们去。

他们在加州生活了三年。当贾斯汀在教堂工作时，维姬在莫德斯托一个基督教家庭看护怀孕的青少年。开始工作几个月后，其中一名青少年让她收养她的孩子。青少年希望宝宝去一个白人基督教家庭，将宝宝带离莫德斯托，但她发现很少有这样的家庭会考虑一个黑人孩子。维基二十二岁，几年来一直没打算成立一个家庭，但是她觉得上帝要她收养这个孩子。她打电话给贾斯汀，他在车里接电话时被吓了一跳，但很快就答应了。

没过多久，维姬和贾斯丁回家度假，她孩童时去的教会告诉他们需要一位青年牧师，想招募贾斯汀。维姬和贾斯丁想知道在苏族县培养一个非白人孩子会是什么样子，而且维姬也想知道是否应该在奥兰治那种狭隘和挑剔的氛围中抚养任何孩子。在上一次回家旅行时, 一个男人对她说, 奥兰治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与莫得斯托相比没有少女怀孕， 她目瞪口呆，对他说: "你真的认为不会发生吗？我认为这里的人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最终，经过多次的犹豫和祈祷，她和贾斯汀选择了回到家乡。结果比他们担心的要好，苏族县正在改变。仅在他们的小教堂里就有九到十个家庭收养了非白人孩子，此外还有很多拉丁裔家庭在附近安家。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维姬和贾斯汀生下了三个孩子，并从明尼苏达州收养了一对混血双胞胎女孩。在贾斯汀担任青年牧师十年后，他们和6个孩子搬到了危地马拉，用1年半时间运营一个基督教布道所。在他们回家后，维姬去了一个诊所工作，贾斯汀在城里的辅导机构工作，帮助那些精神上或物质上遇到麻烦的人， 特别是那些新到城里没有加入教会又无处可去的人。

从危地马拉回到奥兰治比从加州回来更令人不安。他们发现这个城镇令人惊讶的繁荣，但城镇里的拉丁裔家庭却如同隐形人一般存在，对他们而言奥兰治永远是荷兰人的。贾斯汀似乎不感到意外，他和维姬回来后，发现从他们刚刚呆过的危地马拉正好过来了几十个人。他认为这一定是上帝让他们回来的原因之一。

丹·维米尔的四个兄妹都离开了奥兰治，只有其中一个回来了。小城镇的孩子在别的地方过日子很正常，但是有五个孩子，没有一个回来却又有点尴尬。“我妈总是问，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丹提到。最小的那个回来了，丹的妹妹朱莉，不过没有人比朱莉本人更惊讶了。她一直不喜欢这个城镇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特别受上帝宠爱的光明的小基督教世界。

甚至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朱莉就反对把基督徒和共和党人划等号。她一直很虔诚；但在三年级时，在电视上看到杰西·杰克逊在198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后，她制作了杰西的竞选胸章支持他竞选总统。当渐渐长大，她认定高中毕业后就会离开这里，从此不再回来。可是呢，高三时，她怀孕了。她想留下孩子，她知道没有帮助不可能边上学边养孩子，于是就读了西北学院，并和父母一起在家里抚养女儿。她在大学里遇到了未来的丈夫格雷格。毕业后，他们搬到北卡罗来纳州，以便她在杜克大学神学院学习基督教伦理;然后她在费城附近的一所小型基督教学院找到了工作。

朱莉和格雷格在费城郊区居住了十年。他们试图在那里建立一种社区意识，但没有奏效。他们有朋友，但经过十年，他们的社区仍然没有家的感觉。大约在这个时候，朱莉快40岁时，她的母亲得了白血病，朱莉回到奥兰治陪伴她最后的岁月。看到那么多人来看望母亲，朱莉感到非常震惊。她注意到这些朋友中有穷人也有富人，而在费城，她的朋友们都非常像她和格雷格。朱丽想，这样一位一事无成的女人，却影响了如此多的人。她想，这是我们在费城没有的那种深厚友谊。

几个月后，她的父亲也病重了，为了照顾他，她打电话给西北学院询问工作。她应聘学生生活事务主任职位，格雷格应聘附近城镇的市场经理职位。他们都得到了工作， 但在此期间，她父亲去世了。现在他们不得不决定是否继续搬家行动。他们决定这样做，并搬进朱莉父母的房子里。对他们来说, 这意味着围绕着人际关系而不是职业抱负来建立他们的生活。格雷格的父母仍然住在附近，四周都是从小熟知的人。茱莉也感受到上帝的呼召，为她所长大的城镇和那个在她是单身母亲时照顾她的学院服务。

她几乎立即注意到自己的社交圈发生了变化。在费城，她有亲密的朋友，其他人或多或少算是陌生人；在奥兰治，有一个很大的中间类别。她与所有的邻居和教会的熟人并不是亲密的朋友，但她知道，如果她生病了，他们会带来食物，跑腿，照顾她的孩子。不过，促使她回家的原因并不是审慎或是对年长亲友的挂念，围绕人际关系构建自己的生活也是一种宗教价值。她相信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所以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就是为了人际关系而创造；要建立人际关系，你的人生目标就是完成你的人类使命。

她认为她的信仰是她回到奥兰治的重要原因，而她的兄弟们却不是这样。丹最终找到了回教堂的路，但不是家乡那个，他和他的家人属于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进步教堂，他在那里的杜克大学教授环境商务实践。朱莉觉得在奥兰治成长继承的是衍生于荷兰归正教会的连贯而美丽的世界观。其核心是这样一个观念，上帝创造了一切，生命的所有部分是神圣的, 即使是最平凡的。虔诚派传统认为，地球只是通往天堂的一个通道，真正重要的是你的灵魂状态；革新派基督徒相信上帝会回来复活死者，使地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地球是最后的家。

丹很高兴朱莉搬回到他们父母家的房子，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跟随她的脚步，即使他看到那种生活很美好。“每天晚饭后，爸爸牵着朱莉女儿的手，去邻居的家里看马匹，聊天，然后溜达回家。”他说道。“如果你爱奥兰治，那些微小田园般的快乐时光就是你的生活。”茱莉在父母去世之后才搬回来，无法感受那种快乐时光了；但她意识到，无论如何迟早会如此。设想回家或离开可以解决你的困惑、满足你的渴望是一种误解。家不应该被崇拜，她相信唯有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