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料的增加有限，人口的增加无穷，这在今日已是常识。
一切生物都自然地趋向于无限的繁殖，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制度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香火主义使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加提高。一家数十口，靠父祖的遗产坐吃山空，都比赛着娶妾生子。甚至没有遗产或遗产甚少，但数十口中若有一二人能够生产，全家就都靠这一二人生活繁殖。
所以在小家庭的社会被淘汰的废人游民，在中国也都积极地参加人口制造的工作。并且按人类生殖的一般趋势，人愈无用生殖愈多，低能儿之生儿育女的能力远超常人，生殖似乎是废人惟一的用处与长处。
所以中国不只人口增加得特别快，并且人口中的不健全分子的比例恐怕也历代增加。这大概是二千年来中国民族的实力与文化日愈退步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到底能养多少人口，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人口的统计向来不甚精确。先秦时代可以不论，由汉至明的人口，按官家的统计，最盛时也不过六千万左右，大乱之后可以减到一二千万。
但这个数目恐怕太低。中国自古以来的人丁税与摇役制度使人民都不肯实报户口；若说明以上中国的人口向来没有达到过七千万，这是很难置信的。
由清时代的人口统计，可以看出前代的记载绝不可靠。康熙五十年（1711） 的人口为二千四百万。五十一年，颁“盛世滋生人丁”的诏书，从此以后，人丁赋以康熙五十年为准，这实际等于废人丁税。雍正时代田租与丁赋合并，可说是正式废除人丁税。从此户口实报已无危险，人口的统计不致像前代的虚妄。
十年以后，康熙六十年（1721），增到二千七百万。此后增加的速率渐渐达到好像不可信的惊人程度。二十八年后，乾隆十四年（1749） ，人口忽然加到前古未有的1.77 亿的高度，较前增加了六倍半。
二十八年也不过是一世的期间，中国生殖率虽然高，也绝无高到这种程度的道理；显然是前此许多隐瞒的人口现在都出头露面了。
再过十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 ，就有 1.94 亿。再过二十四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 ，就有 2.84亿，将近三万万的人口高潮了。
此时社会不安的现象渐渐抬头，高宗逊位之后就发生川、楚教匪的乱事，可见饭又不够吃的了。自此以后，至今一百四十年间社会总未安定，大小的乱事不断地发生。
所以就拿中国传统极低的生活程度为标准，三万万的人口是中国土地的生产能力所能养的最高限度。历代最高六千万的统计，大概是大打折扣的结果，平均每五人只肯报一人。
至于今日四万万以至五万万的估计，大致也离实情不远。这个超过饱和状态的人口是靠外国粮食维持的。
近年来每年六万万元的入超中，总有二万万元属于米麦进口。都市中的人几乎全靠外国粮食喂养，乡间也有人吃洋饭。这在以农立国的中华是生民未有的变态现象。
今日的中国好比一个坐吃山空的大破落户，可吃的东西早已吃净，现在专靠卖房卖田以至卖衣冠鞋袜去糊口，将来终有一天产业吃光，全家老小眼看饿死。
历代人口过剩时的淘汰方法，大概不出三种，就是饥荒，瘟疫，与流寇的屠杀。人口过多，丰收时已只能勉强维持；收成略减，就要大闹饥荒。饥荒实际有绝对的与相对的两种。广大的区域中连年不雨或大雨河决，这是绝对的饥荒，人口不负责任。但中国每逢乱世必有的饥荒不见得完全属于这一类，最少一部分是人口过剩时，收成稍微减少，人民就成千累万地饿死。
瘟疫与饥荒往往有连带的关系。食料缺乏，大多数人日常的营养不足，与病菌相逢都无抵抗的能力，因而容易演成大规模的传播性瘟疫。试看历代正史的《本纪》中，每逢末世饥荒与瘟疫总是相并而行，这也绝非偶然的事。
饥荒与瘟疫可说是自然的淘汰因素，人为的因素就是流寇。流寇在二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甚至可说是一种必需的势力。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全体饿民都起来夺食，因而互相残杀。赤眉贼、黄巾贼、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是最出名的例子。但流寇不见得都是汉人，西晋末的五胡乱华也可看作外族饿民的流寇之祸。
在民乱初起时，受影响的只限于乡间，但到大崩溃时城市与乡间一同遭殃。
例如西晋永嘉之乱时：
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藁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惟一旅，公私有车四乘。（《晋书》卷五《愍帝纪》）
长安城中的人民或死亡，或流散。至于乡间的情形，据永嘉间的并州刺史刘琨的报告：
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孝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唯有壶关可得告籴，而此二道九州之险，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返，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
后来刘琨转战到达晋阳（今太原），只见：
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俱见《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
城乡人口一并大减。历史中所谓“人民十不存二”或许说得过火，但大多数人民都死于刀兵水火或饥饿，是无可怀疑的。
民间历代都有“劫”的观念，认为天下大乱是天命降劫收人。这种民间迷信实际含有至理。黄巢的杀人如麻，至今还影射在民族心理的戏剧中。黄巢前生本为目连，因往地狱救母，无意中放出八百万饿鬼；所以他须托生为收人的劫星，把饿鬼全部收回。凡该被收的人，无论藏在什么地方，也逃不了一刀。这就是所谓“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这种神秘说法实际代表一个惨痛的至理。那八百万人（黄巢直接与间接所杀的恐怕还不只此数），无论当初是否饿鬼，但实际恐怕大多数是饿民或候补的饿民，屠杀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法。
历代人口的增减有一个公式，可称为大增大减律。增加时就增到饱和点甚至超饱和点，减少时就减到有地无人种、有饭无人吃的状态。
人口增多到无办法时，由上到下都感到生活困难；官吏受了生活恐慌心理的影响，日愈贪污，苛捐杂税纷至沓来。民间的壮健分子在饥寒与贪污的双层压迫下，多弃地为匪，或入城市经营小本工商，或变成无业的流民与乞丐。弃地日多，当初的良田一部成为荒地，生产愈少，饥荒愈多。
盗匪遍地之后，凡不愿死于饥荒或匪杀的农民，也多放弃田地，或入城市，或为盗匪。荒地愈多，生产愈少，生产愈少，饥荒愈甚；饥荒愈甚，盗匪愈多，盗匪愈多，荒地愈广。
这个恶圈最后一定发展到良民与盗匪无从辨别的阶段，这就是流寇的阶段。
长期的酝酿之后，人口已经减少，再加最后阶段的流寇屠杀，当初“粥少僧多”的情形必一变而成“有饭无人吃”的局面。至此天下当然太平，真龙天子也就当然出现。
大乱之后，土地食料供过于求，在相当限度以内，人口可再增加而无饥荒的危险。
所以历史上才有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的太平盛世：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东汉初期的中兴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清代康熙乾隆间的百年太平，都是大屠杀的代价所换来的短期黄金境界。生活安逸，社会上争夺较少，好弄辞藻的文人就作一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文章来点缀这种近于梦幻的境界。
但这种局面难以持久。数十年或百年后，人口又过剩，旧的惨剧就须再演一遍。
关于作者，雷海宗（1902～1962），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经留学美国，1932年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他毕生致力于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讲授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是中国文化形态学创始人。
本文摘自《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汇智博达出品，转载请私信联系我们取得授权。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