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礼，只认秩序，不管是非。
秩序贯穿着邦国制度。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
封建社会是“伦理治国”
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人伦主要包括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叫"五伦"。规范五伦的道理、法则和仪式，就叫"伦理"。
伦理的核心，是"名分"。名分就是名位和职分，也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待遇。地位特别高的，还有爵号和车服。爵号是"名"，车服叫"器"。名和器合起来，就叫"名器"。
名和器是统一的。名不同，器也不同。比如祭祀用的礼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是鼎奇数，簋偶数。祭祀时的乐舞，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祭祀穿的礼服，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旒，读如流），是垂在冕前面的珠串。士没有冕，也就没有旒。
名分，决定着待遇、规格、谱。
宗法伦理，将传统社会的所有人都"一网打尽"。因此，尽管秦始皇憎恨封建，汉高祖厌恶儒家，却都不反对伦理治国。秦始皇的政策，是既要依法治国，又要道德礼仪，只不过把德和礼都纳入法。因此，他除了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还要求"行同伦"。
汉高祖也一样。他在登基不久立足未稳时，便让儒生叔孙通重新制定了礼仪，以此作为君临天下治理帝国的工具和手段。于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便不但没有因为邦国变成帝国而被废除，反倒一直延续到清。
伦理、道德、礼仪，原本是为了让草民们安分守己，君主们坐稳江山。
德是目的，礼是手段；德是内心修养，礼是行为规范。礼和乐，是落实以德治国的“两个基本点”。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意识和乐观态度。
宗法伦理，将传统社会的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优"（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即便有了坏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苦中取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忧患是出发点，快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地基和承重墙。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
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是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周人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因此，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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