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谁是最合适的美食嘉宾

如果现在有个美食类节目找嘉宾做点评，你觉得下面四个人选谁最合适？比如：沈从文、林徽因、汪曾祺、钱钟书。

虽然四个人都是大师，但对他们稍有所了解的人，多数都会选汪曾祺。因为汪曾祺先生很会吃，他有很多文章都是写食物的，比如《高邮的鸭蛋》、《黄油烙饼》、《吃事》等。看完后，你会忍不住有种“我也想吃”的冲动。

除了会写，他还会做。他自创的塞肉回锅油条、芝麻香干菠菜，一度成为家里招待亲朋好友的保留菜式。他的一道“烧小萝卜”，让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吃过后“非常开心，最后连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更可贵的是，汪先生的国学素养也相当深厚，即便是一颗野菜，也能让他引经据典，讲的头头是道。

懂吃、会吃、会做，汪先生就像一部活生生的食物百科辞典。

与他相比，剩下的三位大师虽然在小说、建筑、历史考证上各有建树，但对食物的研究终究还是差了一点。所以，选他做嘉宾再合适不过。

其实，“吃”只是汪先生璀璨人生的一面，在他的散文集《人间草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多的闪光点。

猜猜谁是最合适的美食嘉宾

汪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他的散文自成一家，语言平淡质朴、恬淡雍容，擅于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发人深思。

《人间草木》共五部分，记录了汪先生去过的地方、认识的草木、交过的师友、童年的回忆，还有老年的生活。

这些记录就像一张张快照，串联起汪先生的一生，塑造出一个鲜活生动、充满魅力的汪曾祺先生。那他的魅力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将其总结为以下三点。

一.真实有趣

汪先生的真实主要体现在对自己有清晰地了解。在《泰山很大》这篇文章中，他坦言十年两次登泰山，但每次都没啥感觉。

因为泰山太大了，是强者之山。而他生长在水边，是个平常、平和的人，他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生活。所以，他写不了泰山，只能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我们看汪先生的文章，质朴平淡，贴近生活，他笔下的每棵草木、每种食物、每个人，就像是我们记忆中、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事物，有着淡淡的烟火气息。

比如他写去五台山朝拜的黑胖和尚，正在恭谨地叩头拜佛，突然飞跑出殿，原来一时内急，憋不住，等小便完，又整顿衣裤，接着再拜。

再比如他写一位闹事闲民，七十多岁的老人，每天吃炸酱面、拨鱼儿，吃完后，抱膝看街，无欲无求。

这样的描写很容易在读者心里生成一个影像，具体，真实，有种亲切感。

再一细想，无论人在闹市还是深山，首先得生活，生活离不开“吃喝拉撒”，喜怒哀乐。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汪先生的文章虽然平淡真实，但字里行间却跳跃着快乐的气息，总让人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

比如他写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联大的女生穷且馋，买不起水果，昆明的胡萝卜脆、甜、多汁，还便宜，便一把把的买来吃。

她们“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

想想这个画面，一群女孩子大嚼着胡萝卜谈论着文学，叽叽喳喳间偶有碎渣子从嘴角掉落，优雅中透着粗犷、浪漫中饱含现实，物质与精神，就这样以矛盾的方式营造出幽默感。

他写联大的老师，闻一多先生上课前先点燃烟斗，过一会儿，课堂上升腾起串串烟雾，整个教室笼罩在雾霭阑珊中。原来，闻先生是允许学生上课抽烟的。

烟雾腾腾中，闻先生摊开笔记，清清嗓子，朗声念诵”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于是，一堆名士抽着烟，锁着眉，在袅袅蓝烟中，品读屈原，探索人生，那个画面，是不是充满了喜感呢？

人贵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委屈、不较劲，用快乐给人生添彩，汪先生就是这么一个真实而有趣的人。

二.建言发声

很多人都学过《岳阳楼记》，这是宋代名相范仲淹最有名的作品，其中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中国知识分子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岳阳楼记》被广泛传颂，滕子京和岳阳楼这两个本没啥名气的名字，也因此而不朽。事实上范仲淹在创作《岳阳楼记》时，人根本不在岳阳，文中所有的描写，全出自他本人想象。

可是千百年来，谁又会追究《岳阳楼记》中内容的真假，谁又会辨别滕子京是建造者还是修缮者呢？根据这一事实，汪先生发出感叹：“立言的价值之重且大矣，可不慎哉！”

做为一名文艺创作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知道自己笔下写出的东西，不只代表自己，更代表着人民。他有责任用自己的呼声，让国家变得更好，让当政者更重视人民的生活。

在美国参观访问时，他看到美国的残疾人神态开朗，乐观健康，美国人对残疾人很尊重。

他想中国人对残疾人更多是怜悯，而怜悯在某种意义上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与尊重有本质的不同。他倡议中国人也要像美国人那样尊重残疾人。

再比如有的青年作家喜欢他平淡朴实的文风，便着意学他。

他知道后，诚恳地劝告这些年轻人不要“学”任何人，也不要“学”他，最好写的新奇点、怪诞点、狂妄点，有自己的特色，不要过早归于平淡。

他还说：“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

汪先生说的很对，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总觉得生活压力大，觉得自己活得很“丧”，并时常有消极遁世之感，偶尔写点文字也是“看淡一切”的感觉。

其实，与汪先生一生遭遇的坎坷相比，我们的那点压力算不得什么，早早看透人生，只会让我们失去生活的勇气，丢失生活的乐趣。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人诬陷，说他的文章有反社会主义倾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

摘掉右派帽子后，很多像他一样的人不再敢发言，学乖了，学精了，生怕再受迫害。

他不怕，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善良的，他们活着，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二是对祖国有情。但是，经过运动，他们的心受了伤，要恢复对上层领导的信任，恐怕是很难了。

他写到：“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人，才会把个人利益放在一边，才会对他人抱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

三.多才多艺

汪曾祺先生的妻子施松卿女士出身名门，当初两人相识时，汪先生只是一个穷教员。有人问她看中了汪先生哪一点，施松卿说：“他有才。”

确实，汪先生多才多艺，他会吃、会做、会写、会画、会唱昆曲，会吹笛子，他走在哪儿，都能找到生活的乐趣，都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在张家口沙岭子镇接受右派改造时，这里的工人闲暇时喜欢唱山西梆子，化妆就用黑锅烟子描眉，用鹅蛋粉打粉底，用胭脂涂红脸蛋。

他看到后觉得不鲜亮，改用戏剧油彩帮演员“勾脸”化妆，演员们一个个打扮的如花似玉，女同志高兴坏了，演出轰动整个镇子。

他还跟职工们合演过小歌剧《三月三》、演过独幕话剧《十六条枪》。有一年除夕，他在镇里演话剧，演完后连妆都没卸干净，再赶火车回北京。

摘掉右派帽子后，他被派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中国马铃薯图谱》。这里地处偏僻，除了大片大片的马铃薯试验田，方圆百里只他一人，但他称这段日子是神仙过的日子。

他白天画画，晚上看书，画了不下百来种马铃薯。画完，他再把马铃薯扔火堆里烤熟吃，他自豪地称自己是吃马铃薯种类最多的人。

汪先生的字也写得好。他十一二岁时跟祖父习字，描摹过多种碑体。兴之所至时，题诗、写字、绘画、印章，一气呵成，好不痛快。

至于做菜，他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逛菜市场可以感受生活气息，还锻炼大脑和身体。

汪先生才艺众多，爱好广泛。无论遭遇顺境逆境，他都能自得其乐，畅意人生。如他所言：“生活，是很好玩的。”

汪先生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遭受过坎坷，也受到过不公正待遇。

历经世事，让他看淡了许多，也看透了许多，但他对生活的爱却从不曾减少。他用淡淡的笔触、快乐的心灵描绘着眼中的世界，用一颗旷达乐观的心温暖着所有人。

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他是让我们内心永远宁静、乐观、温暖的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