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邀去那不勒斯参加一场关于欧洲移民的学术会议，我同意参会，不是因为自知是小角色而受宠若惊，而是因为我从未去过那不勒斯。
与会者中有一位著名作家的遗孀，她的丈夫列文曾经是个流亡者，去世很久以后才被人们视为伟大的作家。
遗孀的发言就是讲述他们夫妻曾经的生活，饥饿和贫穷，尽管只有短短的三年，结婚的时候男人几乎已经奄奄一息。人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八卦。与之相对照的我的发言应者寥寥，我对流亡做了详细的阐述，观众无动于衷，因为显而易见，好的发言一定不能缺少幽默轶闻，就像冠冕堂皇的中年男人的饭局少不了低俗的笑话一样。人们喜欢让人以为自己是低俗的、合群的、大众的、无害的、有用的，“我就是个俗人”仿佛传统版本的捍卫尊严的宣示，庄严程度仿佛要比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排斥在群体之外；就算暗地里承认存在着崇高、美、善良、哲学、艺术——你不可能在孩子面前否认这些，即使你自己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们也不敢露出一丝端倪，与喝酒、麻将、挣钱、房地产、女人、股票甚至没有政治意味的政治话题相比，那些都太不合时宜，太令人尴尬了。一个低俗笑话引发的是不敢暴露出联想的哈哈大笑和意犹未尽，因为低俗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生活；相反，形而上的东西离生活太远了，我们是俗人，如果你说出那些东西，我们是该笑还是该沉默的呢？沉默显得不礼貌，谈论将使我们自绝于生活，微笑，我们只能干巴巴地颔首一笑，加上一句“吃菜！吃菜！”或者如果你没有发现其中讽刺、嘲笑意味的话，我们将称你为“老师”，这样我们这群中年男人的饭局就多了一个话题。
“人心已经变得松弛。我们的船只已经倾覆，我们竭尽全力地游着，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人穿了救生衣，有人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性——挣扎求生的年代。生命已经变成奢侈品，文学更是如此。”
遗孀请我喝咖啡，我立刻答应了。她告诉我，其实有关列文的一切，她几乎什么都忘了。但文学就是靠着这一点、靠着女人对书籍和作家的迷恋来流传的。她向我道歉，“因为人们来见的是我，不是你。”
她冷酷地指出何为文学以及人们如何看待文学，这种观点再过一千年也不会过时。“只有当你待在四壁之间的书桌旁时，文学生活才是令人兴奋的。所有其他东西都会引起挫败感，无论是人性上还是职业上，如果严肃写作也能被视为一种职业的话。昨天我是个小菩萨，人们都来对我顶礼膜拜。但不是对我本人，天晓得是对谁或者对什么。真的，文学爱好者都膜拜他们的名人。跟你比起来，我就是个文学名人。不要愁眉不展，你自己也知道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没有货真价实的成名理由，一个人就越有资格跻身名人堂。因为设定门槛的是观众，不是我们。一旦公众数量达到一个临界值，他们就会反对那些他们自己也无法达到，或者至少是无法掌握的标准。对昨天坐在礼堂的人们来说，我就是个行走的线轴，他们可以在上面缠绕他们的幻想和从未表达过的信念。”
遗孀之于列文，就如同翁帆之于杨振宁、林乐怡之于金庸、邓文迪之于默多克。这一类剧中人的照片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列文在照片中如同幽灵一般，遗孀则用她惊人的美貌吸引着所有的目光。在其中一张照片里，遗孀身着白色无袖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衬托出她优美的锁骨和宽阔的肩膀，她头上裹着一条波点头巾，还戴着一副大大的太阳镜。在所有照片中，最醒目的总是她那夺人心魄的脸庞，上面细致入微地刻画着智慧、神秘以及一种原始的性感。”
在公众的视野中，此类婚姻女性的一面都免不了会被称为狐狸，而狐狸是对背叛的称颂，至于背叛的是自己还是对方则取决于你想站在哪一边。如果放在自己身上，我们一定赞同只要有所得，年龄根本不是问题，所有的因素都不会成为问题；一旦不是自己，道德感就从下水道抬起头，摇身一变，华丽现身——那一定不会是爱情，赤裸裸的利益、算计，丑恶的铜臭或是虚华的名声——我们喜欢站在高处评判，如此就掩盖了我们的猥琐、平庸。但是说不定，男性的一面才更值得怀疑，遗孀说：“他们看到我的年纪时很高兴，因为他们坚持无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我认识列文的时候，我比他年轻将近四十岁。因此，我越老，就越符合他们心中怀有的形象。如果他们接受实际的状态，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列文是个老变态，把一个年轻的女移民变成了他的护士和打字员⋯⋯”
说到平庸，这个故事讲述的也许是我们该如何对待平庸，是甘于平庸还是从中挣脱出来。甘于平庸也有褒义的和贬义的含义，前者仿佛认清了自己、世态抑或人生的真相，将普通、平淡奉为生活的哲学，他们不指望去够那头顶过高的苹果，因为不知道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为痛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哲学；后者也许是这个词通常带给我们的感觉，碌碌无为，甚至行尸走肉，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人生。像阿基琉斯、奥德修斯、遗孀这样的人不能忍受平庸，他们要挣脱出来成为某种程度的英雄。
遗孀看出了我的失落，向我指出平庸带来的悖论，“你不知道你的位置，你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这就是他们鄙视你或者憎恨你最好的理由。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说的并不完全是现在的情况，你在想，以前也许是这样，但今天绝对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你把那天的失败一笔勾销，像赶走一只嗡嗡叫的苍蝇一样赶走了你短暂的屈辱，转而投入到新的一天，准备展开你的战斗，最紧迫，也最重要的，是对抗平庸的战斗。但是，你如此狂热追逐的事业是靠着平庸才开花结果的。平庸是每一场艺术冒险的根本原则。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只依靠第一流的品质而依旧享有成功。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庞大的创意产业中，你是一个勤奋的苦力，你固执地相信你能把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你的失败预警系统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会告知我们有关平庸的分毫，“因为总体上人们都不关心其他人。只有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才关心我们。”（他们是想找到我们的弱点，然后将我们踩在脚下，但这并不是说家人不关心我们。）“你仍处在别人的视线当中，你仍然可以被看见，但你四处走动，没有任何保护。一个完美的靶子。你从来没有意识到，有人拿着橡皮擦想要把你抹掉，有人准备用刀刺进你的肉体，有人准备把你踩在脚下⋯⋯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比他们更显眼一点点，比他们高出一厘米。大多数人忍受不了这一点。你没有子女，你不是伤残者，你不够丑，你没有结婚，你是个女人，你冒险进入了这个世界，你歌唱，你不对任何人负责——所有这些都是过度的自由，是无法轻易被原谅的。被你抛在身后的人不会原谅你，你加入的共同体也不会原谅你。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得不来取一些自卫的小把戏。那就是你低头顿首的方式，你转移视线的方式，你蜷缩在一边等待危险过去的方式⋯⋯”
一旦你产生加入文学这个行当的狂想就要做出选择，“是要做一个可以被轻易抹去的脚注，还是要成为一件不可或缺的艺术品？”事实上你别无选择，因为你不可能成为一件不可或缺的艺术品，你的宿命就是脚注，如同叔本华的全部哲学就是意志，格伦·古尔德必须在巴赫的赋格中颔首低语；而玛琳其实在家政工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高跷演员的滚烫的心，她的人生无论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都必须掌握“平衡的艺术”。我们都是脚注，学校的脚注、公司的脚注、明星的脚注、冠军的脚注、旅游胜地的脚注、科长主任老板导师项目经理闺蜜的脚注、淘宝或是天猫的脚注⋯⋯
“一座城市就是一个文本。每个文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都要经由复制刻板印象，以及颠覆刻板印象；穿越琐事，然后逃避琐事⋯⋯当然，重要的不是我，而是脚注。脚注是生存的一种形式。”而作为文学事业的脚注，注定要从都市、玄幻、悍妇追阔少这一类的题材开始，不要羞于复制，不要以为是低俗。因为平庸是每一场艺术冒险的根本原则，平庸是对抗平庸的前提；因为在你成为一件不可或缺的艺术品——即具备颠覆刻板印象的权力——之前，你将必须是低俗的、大众的、流行的，几乎都是同义词；你将要把此种哲学当成终身信奉的东西，唯有穿越琐事，才能逃避琐事。生怕你不相信，作家让“我”这样离开那不勒斯：
“我带着香气，像色彩一样从那不勒斯渐渐淡出，隔着飞机舷窗，融化在那不勒斯湾的蓝色中。海关官员让我通行了，真是奇迹中的奇迹。我全程都把罗勒花盆放在膝盖上，每遇到一次颠簸、哪怕是最轻微的颠簸，罗勒都会狂烈地散发出令人陶醉的香气。”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也是一只狐狸，我们以为她在讲一个文学受挫的故事，也许她在意的并不是故事，而是无法在故事以外的地方呈现的文学观：
“实验文学在今天意味着古怪离奇的主题，一份文学稿件与其说是文学技巧、观念和知识的产物，毋宁说是份病例。现代主义关于实验文学的概念和今天非常不同。如今的实验文学相当于小矮人、大胡子女士、橡皮人等怪咖秀。马戏团表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方案，它仍然保留在我们许多人的文化记忆中。随着学术性美学裁决的消失，随着所有重要艺术理论的死亡，唯一可以用来区分艺术作品和非艺术作品的指南针，就只剩最接近艺术原初理念的东西，也就是马戏团的表演⋯⋯如今的作家不再让读者通过阅读背上重担，相反他们是在表演。观众的接受标准是被电视和网络训练出来的，他们对文学变得越来越无知，他们想要的只有快速、明确的娱乐⋯⋯”是不是似曾相识，出版社和作家纷纷开通小红书、抖音，看不看书不要紧，只要进入直播间一起happy一起疯狂购物就行，情绪就是用来宣泄的，谁不喜欢娱乐呢？
然而作家并不想让我们以为文学就陷入了绝境，否则那些像我一样无所事事但又心有不甘的人们将何去何从呢？一个文学杂志的自动回复邮件说：“每一个寄出稿件的人都以为自己已经是作家了。”哈哈哈，这究竟是讽刺还是欢呼？文学究竟已经显得拥挤不堪、俗不可耐，还是一直在焕发着新的生机？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马戏团的艺术》中这样写道：
“任何艺术都有其结构——结构将材料转化力艺术性的经验⋯⋯这种结构可以通过各种创作策略得到呈现：节奏、音韵、句法以及情节。策略为非审美性的材料赋予形式，将其转化为艺术作品⋯⋯就马戏团而言，事情发展得很奇怪⋯⋯耍蛇者，举重物的大力士，骑独轮车的人，将油光锃亮的头伸进狮子嘴巴的驯兽师，还有驯兽师的微笑以及狮子的体态——所有这些都不是艺术，但我们却把马戏团视为艺术，认为它们和英雄史诗没有区别⋯⋯没有困难，就没有马戏团；因此，在马戏团里，杂技演员在穹顶下的表演比在花坛中的表演更具艺术性，尽管在两种情况下，他们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让事情变得困难——这就是马戏团的策略。因此，在剧场里，如果造假成为惯例（比如纸板做的铁链和剑），如果观众发现大力士举起的重物比海报上写的要轻，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表示愤慨。而戏剧除了简单地制造因难之外，还有其他手段可以利用，所以离开困难它仍旧可以运转。”
“马戏团的一切都与困难有关⋯⋯马戏团中的困难，是与创作中取得突破的一般规律联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是，马戏团的装置事关困难和陌生。在文学中，与情节突破有关的一种困难发生在以下场景中，比如说，主人公陷入了爱与责任的两难因境。杂技演员用跳跃征服距离，驯兽师用眼神驯服野兽，大力士用力气克服重量，而俄瑞斯忒斯用对父亲的愤怒克服了对母亲的爱。这其中就蕴含了英雄史诗和马戏团之间的亲缘关系。”
这仿佛是悄悄告诉我们如何通过马戏团的艺术领悟到文学的真谛，而遗孀给“我”的留言就是给我们所有人的留言：
“全部秘诀就在于良好的姿态！这是我全部生活经验的总结。所以，挺起腰杆来吧！还有，别忘了——注意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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