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宋史》（8） 范仲淹的担当精神

夜读《宋史》（8）

范仲淹的担当精神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经刊发的一篇题为《为敢于担当者担当》的文章，在网上赢得无数喝彩声。这篇文章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厘清人们思想上的误区，扫除为官不为的借口，意义重大，难怪会引起人们的共鸣。

      事实上，早在一千多年前，北宋名臣范仲淹便有过一句名言：“凡为官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宋代对官员犯罪有“公罪”和“私罪”的划分。据《宋刑统》卷二上讲，所谓“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所谓“私罪”，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可见，“公罪”是一种“职务犯罪”，但它与现代意义上的“职务犯罪”意义不同。范仲淹讲的“公罪”是指以“上忠于君，下忠于民”为原则，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革其弊，或面折廷争、直言敢谏，就算因此触犯权贵甚至皇上、太后，被扣上种种罪名，被贬官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要在其位谋其政，要勇于担当，敢于作为。

       

范仲淹是个思想家，同时，他更是一个实践者。他的“先忧后乐”、“爱将众同，乐与人共”、“以天下心为心，不以己意为意”、“崇德无倦”、“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以及“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等名言之所以流传千古，不仅因为这些名言体现了范仲淹作为思想家高人一筹的深刻的认识，满足了包括皇帝在内的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和现实需要，更重要的原因是，范仲淹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用毕生的实践践行着这些至理名言。读《宋史》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每读到范仲淹的事迹，常常为之拍案叫好。“私罪不可有”，这是做人起码的要求，而作为官员，食国家俸禄，受百姓供养，不犯罪更是起码的标准。然而，“公罪不可无”，直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受命条陈时事，着手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在所上的十事中，第四条便是“择官长”，他说，知州、知县关系到“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历代圣明君主都高度重视州县官员的选任。可是当时的情况是，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分劳逸，不问贤愚，只看资历，谓之“磨勘”，其结果是“懦弱者不能检吏，得以蠹民；强干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他因此建议朝廷对州县官吏进行重新洗牌，由上至下，逐级对下级官吏进行实名举荐，并负连带责任，举荐上来的官员报中书省审查，最后，由皇上面试，合格者加以委任。后来，范仲淹对上报的官员进行审核时，遇到那些不合格的官员，便用朱笔将名字勾掉。富弼对他说，你这样勾掉一个，恐怕要有一家人哭了。范仲淹说，宁可让他们一家哭，也不能让一路（相当于省级行政单位）哭！

            在《奏灾异后合行四事》这篇奏议中，范仲淹还首提“巡视”制度，他建议朝廷“委天下按察使省视官吏，老耆者罢之，贪浊者劾之，昏弱者逐之。”他的这种观点施行，令天下多少官吏胆寒，私下诽谤、直接攻击，向范仲淹气势汹汹地扑来。这只是“庆历新政”改革的一个方面，范仲淹提出的十项改革措施，件件为国为民，但对既得利益者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庆历新政在统治者的退缩下草草收兵，范仲淹也因此第四次被贬，庆历新政失败了，但是，范仲淹的担当精神却永远地写在了史册上。

            吏役烦重，是导致老百姓穷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庆历三年，范仲淹提出了合并郡县，减少官员的主张。西京（洛阳）河阳管辖的各县进行了合并，由原来的19县合并为13县，有一千五六百户役人，被放归农。这一举动，老百姓纷纷叫好，但自然也触犯了撤并县官员的利益。他们纷纷上书，理由是老百姓到县衙办事不方便了。庆历四年（1044），宋仁宗下诏恢复原来的县制。范仲淹再次上书反对。他说，西京在后汉时有37万户，设置了20个县；唐朝时有17万户，设置了19个县。现在西京只有5.6万户，仍然设置19个县。户口减少了十分之七，设置的县制依然如旧，吏役不减，老百姓岂有不穷困的道理！至于有官员称撤县以后，老百姓办事、官府办案等不方便，也只是借口而已。因为就算合并了，两个县之间的距离最远的也不到百里，比之南方的一些县，动辄二三百里，不是远了，反倒是近了。

        范仲淹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贯穿着他为政的始终。三十多岁的时候，刚到京城任职秘阁校理，他便上书反对宋仁宗率百官给太后上寿，进而请求正在垂帘听政的太后还政给皇上。宋仁宗率领百官给太后上寿已非一次，很多大臣心知不妥，但无人敢言，也无人愿言，范仲淹虽然知道这个背景，但他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礼仪，有亏君体，如果大家都循默自守，这是不负责任。他坚持上书反对。因为这件事，范仲淹被太后贬到河中府任通判。

            吕夷简深得太后信任，位至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炙手可热，很多人巴结他惟恐不及，可是时任开封知府的范仲淹却对他任人惟亲、独断专行的作法大为不满，上《百官图》直指吕夷简的过失。这一举动，最终惹恼吕夷简，被扣上“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三顶吓人的“大帽子”，宋仁宗丢车保帅，范仲淹再次被放外任。有朋友劝谏范仲淹闭口不言，莫作多嘴的乌鸦，范仲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代离乱，军阀纷争，士大夫与武臣一道，道德沦陷，节义尽失。宋太祖赵匡胤看到了这种危害，立即着手礼义的重建，并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言事之人，许以“风闻言事”。然而，因循之风，非一朝一夕可改。范仲淹用自己的一生，为改变士风而努力。史书上说，“每感激论天下士，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历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一生多次被贬，但他始终坚守“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早年“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中年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不悔”，晚年“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先忧后乐记心间，担当意识似铁坚。

          今天，重温范仲淹的点滴事迹，领受文正公的担当精神，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