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5号过小年,习惯从小年开始,春节进入倒计时,数日子也以农历为单位,掐着指头算腊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二十九。过完了年这种数法还要继续,直到正月十五完事,该干嘛的干嘛了,日历才能恢复正常用法,新的劳碌的一年又开始了。
结婚后,在婆婆家过过一个印象最深的小年。忘了是什么理由,我们在那年提前回了老家,腊月二十二就到了家。
腊月二十三天刚亮,婆婆就起来了,打点完家中这七八个人,就开始张罗下午的聚餐。婆婆有四个女儿,在这一天出门子的姑娘一家不论几口人,都列成行排成队,一个不落回到娘家相聚,什么讲究不知道,自己家人给取个名字,管这个叫回家开会,大队管饭。
先来的是离婆婆家最近的三大姑姐一家五口,三姐身高一米七,三姐夫身高一米六,看上去,就像三姐领着四个孩子,俩姑娘俩小子,挺滑稽的一幅图景,我看了强憋着没有笑。
和三姐一家人没唠上两句,婆婆的其他三个女儿携家带口的也陆续到了。大姑子小姑子撂下手里的东西就进厨房,开始和婆婆一起张罗淘米洗菜,剖鱼炖鸡。十几个姑表兄弟姐妹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三两岁,见了面自来熟,乌泱乌泱的开始打打闹闹,大人们嫌他们吵得慌,分派上了活计,去东家借个大桌面,又去西家搬几把小凳子。大点的孩子抬抬搬搬,小不点的跟在后面屁颠屁颠的,一两家借不够,再走两家。
到了下午两点左右,桌子上摆满了大碗小碟。女儿是回家干活的,姑爷是请来白吃的。男人们喝酒一桌,女人们围着婆婆一桌,小孩子们喝着汽水一桌。桌桌都有自己的热闹。
男人们那桌最牛逼的是个头最小的三姐夫,他那时是国有煤矿的工人,挣钱多,说起话来声音就格外响亮。可是牛皮吹得山响,也没见他去给孩子们发个压岁钱。倒是出力干木匠活的公公,给每个孩子两元钱,第三版人民币,嘎嘎新,拿到手里一弹啪啪的,孩子们乐得,把汽水瓶子裹得吱溜吱溜响。
大姑姐是最能干的一个,个头不高,板凳腿,走起路来带风,那个飒落劲一般人比不了。要强的一个人命不好,找的第一个男人当兵的,复员回来进城当了司机,说啥也不要了大姐和女儿娘俩,大姐后来又找了一个人,模样丑俊不去计较,反正吃饭时一句话不说,眼珠子只落在那个菜盘子里,他吃够了算,才不管大姐吃不吃。
这一天聚会图得就是热闹高兴,平常有什么不爽的事都绝口不提。连襟们大舅子小舅子,几杯酒下肚,说说一年的见闻感受,酸甜苦辣的,付之于一笑中。
这是我记忆中最深的一个小年。想想那时的婆婆犹如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她指挥的无非就是那些锅碗瓢盆,菜品的定制,量的多少,烹饪的方式,家里人喜欢哪些口味,她了然于胸,虽有女儿帮忙,但策划执行还都是仰仗于她。我也想伸手帮忙,无奈在她们之间穿行,如同一根绊脚的柴禾棍,只能剥根葱,捣两头蒜。
又到小年了,因为疫情只有相看两不厌的老脸面对面,想想欢乐时分相聚的那些人,公婆和两个大姑姐还有二姐夫已经作古,孩子们已各奔前程,很难再相聚了。
现在热闹的是不时传来的敲门声,儿子从天南海北买来的年货,今天一箱新疆天莱香牛,明天又送来一箱东海海鲜,不出门,可以吃遍全国各地。瞅着这一箱箱劳什子,倒有些怀念那个小年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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