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人生转角处的取舍

题记：社会上机会多，诱惑不少，人心也比较浮躁。“我是不是选错专业了？”“现在的学习对我将来找工作有何意义？”“为什么我对很多事都提不起兴趣？”选择越多，大家就越容易感到迷茫、困惑。大学生如何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可以参考过来人的经验。分享心理学家彭凯平的职业选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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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我每年都要代表学院迎接新生入学，欢送老生毕业，每次在欢喜之余也会有一些感慨。跟同学们交流之后，我发现如今的校园生活早已不像自己当年求学时那般“简单”。社会上机会多，诱惑不少，人心也比较浮躁。“我是不是选错专业了？”“现在的学习对我将来找工作有何意义？”“为什么我对很多事都提不起兴趣？”选择越多，大家就越容易感到迷茫、困惑。

作为过来人，我会告诉这些年轻人：没有哪个人的人生一帆风顺，很多烦恼之事是因为你想得太多、做得太少而产生的，不一定真的值得烦恼。哪怕你确实不小心做了不太理想的选择，人生的路还长，你大可调整方向，朝着新的目标奔跑。

得失心重跟社会大环境有关，也有价值多元化的因素。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我认为最重要的两点是：明确选择标准，积极付诸行动。

用行动，看清你的选择

我在高中学的是理科，当时距离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我梦想成为一个研究地震的地球物理学家，所以高考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物理学系和地球物理学系。但是阴差阳错之下，我被分配到了心理学系，仅仅是因为我在“愿不愿意服从国家分配？”的空格处打了一个勾，结果国家就真的分配我去学习心理学了。

与所有理科生一样，刚开始我对心理学有很多的误解和不满，特别是大量课程介绍的是众多学者对同一现象的不同看法，莫衷一是，没有结论。因此，在北大的第一年，我的各科成绩都很差，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看杂书，想的是如何不学心理学。

在我有些郁闷、迷茫，甚至考虑转系的那年冬天，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第三教学楼发现了一场人满为患的讲座，原来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寒夜谈红”，他在介绍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他讲了些什么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但他的一个说法令我感到兴奋，甚至有些震撼。

红学家花费了无数的精力、时间来争论曹雪芹的《红楼梦》原来到底写了多少回，高鹗是不是狗尾续貂地完成了后面的四十回，对于这些似乎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周先生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可证伪的数学回答。他说，中国文化素以“九”为极致，九九归一，所以，《红楼梦》每九回讲一个故事，同时以“十二”作为总揽人物和情节的组合数，共十二个轮回。因此曹雪芹原创《红楼梦》最终的回数，应该是9×12 =108回。

我不是红学家，无从知晓周先生的发现是否正确，但他做学问的思路和方法让我耳目一新。这是科学理性的思路，你可以证伪啊！《红楼梦》是我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它充满了浪漫、悲情的对人生的描述，但在这些美好的文字、诗词歌赋之中，居然还有数学规律，这一点让我感触良多。

周汝昌先生说：“世上万物皆是有规律可循的！”优秀的学者就是要在看似纷繁复杂、令人目不暇接的表象、幻象之中，找到事物的规律。心理学何尝不是如此，它的表象、幻象五彩缤纷，但其背后一定会有一些数学的规律、定量的逻辑，等着科学家去发现。换句话说，文理相通，对于再需要感性、悟性去理解的事物，其实也可以科学地、理性地来探索、分析和证伪。周汝昌先生的话改变了我对心理学的认识。

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要端正态度好好学习，没多久我就从快要挂科的“学渣”冲刺到了班级前几名的位置，最后得以在北大留校任教。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如果我没有听到那次讲座，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从委屈、痛苦中解脱，而这样的“顾影自怜”除了浪费宝贵的时间，对我的学习、成长又有什么用处呢？

人生有很多选择充满巧合，即使像“选错”专业这样的事，跟漫长的人生相比，也不过是一件小事，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证明是真的选错了，还是因为不够了解而“错怪”了它。面对无法推翻重来的选择，我们可以努力修正、“止损”，比如选修第二专业，或者在研究生阶段换个专业。比选择错误更糟糕的是稍微受到一点儿打击就一蹶不振，在抱怨、瞎混中蹉跎青春。

站在终点，审视你的选择

1983年，我在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留校工作，成为陈仲庚教授的助手，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班主任、辅导员和系主任秘书，后来成了系主任助理。有段时间，我有机会去中央机关工作，走上仕途，当时有很多人为我感到高兴，因为“学而优则仕”是很多读书人古往今来的一个重要梦想。

当我把去机关工作的机会告诉我的恩师陈仲庚教授时，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年轻人，你一定要认真思索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样的事业，特别是不要让未来的你为你现在做的决定感到后悔。”然后，他帮我仔细分析了我的性格特点、学术背景和心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我们一致认为，作为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北大心理系留校任教的毕业生之一，我留在心理学界，可以为自己、北大和中国心理学界做出特别的贡献。

换句话说，中国政坛不缺北大毕业生。而我后来选择从事心理测验的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最早的学者，我写作的《心理测验》是当时国内第一本心理测验学的教科书，这样的学术地位和贡献轻易清零的话，有可能会让未来的我感到后悔。正是在陈教授的谆谆教诲之下，我坚定了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决心，也为这样的梦想和未来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我很感谢北京大学的老师，他们在我迷茫、困惑不解的时候，以他们的学识和人生智慧帮助我对自己、社会和人生做岀了相对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现在如果说有什么是我想和年轻后辈分享的，我觉得在看不清方向时，不妨以终为始，想象自己临终前的样子。拿出纸笔，花几分钟想象自己已经走到人生终点，缠绵病榻。回首往事，请完成下面的句子：

这一生，我花费了太多时间去担心……

这一生，我花费了太少时间去做……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将会……

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屏蔽噪声，克服做决定的艰难。通过审视当下的选择，看看哪些是迫于周围人的眼光等外界压力而做出的，哪些是自己内心真正在意、珍视的，从而做出更正确的决定，如此才能无悔，不愧于你的选择。

聆听心灵的呼唤，让时间发光

1997年5月，我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我的导师、著名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教授特意找我谈心，讨论我的未来计划。

他说，你已经读完了所有可以让你获得学位的书，以后做何打算？我告诉他，我有两条人生的发展路径，一是申请美国大学的教授职位，但不一定能成功，而且薪酬很低；二是去一家跨国企业做一个高管，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能让我衣食无忧。尼斯贝特教授看了我很久，说了一句让我永志不忘的话：什么是你心灵的呼唤？（What is your calling?）

什么是我心灵的呼唤？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从那一刻起，我在教授的引导下试着倾听心灵的呼唤，最终做出了去高校继续做心理学研究的决定。

很多人以为，聆听自己心灵的呼唤是一种宗教式的表达，是信教的人才有的一种心理体验，或者是一个用词优美的短语，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聆听心灵的呼唤其实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聆听心灵的呼唤就是发现人生的意义。具体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有三个简单实用的方法。

首先，发现热情，找到让自己激动和兴奋的事。

不妨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会让你产生生命力旺盛的感觉？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兴趣？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动？有什么事情是你热爱的？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喜悦？有什么事情值得你留恋？有什么事情给了你希望？有什么事情让你心生敬仰？在你休息或业余的时候，你最想做什么，最爱做什么，最愿意花时间做什么？这一切都可能是你心灵的呼唤。凡是让我们能够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积极心理体验的事情，都会让我们意识到生活的意义。它可能就是我们心灵的呼唤。

其次，创造价值，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1997年，我博士毕业，我在答辩完还没有拿到学位时就开始申请工作，因为美国人一般都是先找工作再毕业。没想到那一年我很受欢迎，我拿到了15所大学的教职oer（录用通知书），更没想到的是，我是美国社会心理学专业史上拿到最多教职oer的毕业生。与我同年，比我早开始求职的是塞雷娜·陈（Serena Chen），她拿到了5个教职oer，这在当时已经很厉害了。

在我拿到的15个offer所属的大学里面，有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名校，但我最想去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很慷慨，给刚毕业的我开出10万美元的年薪，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年薪了。伯克利一开始报的年薪是5万多美元，后来提高到7万多美元，因为伯克利发现我拿了那么多教职offer，芝加哥大学又开出10万美元年薪，学校的人就觉得必须竞争。我很感谢当时的伯克利心理学系主任谢利·扎迪克（Shelly Zedeck）教授，他直接找到校长，要求给我的待遇“不封顶”，也就是给我突破职称限制的待遇。

最后我决定去伯克利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芝加哥太冷，我在密歇根待了7年，想换个气候更好的地方。更重要的原因是芝加哥大学当时已经有一位很优秀的华人心理学家奚恺元老师了。奚老师在那边做得非常好，我如果去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会很荣幸和他一起共事。

为了让我去伯克利心理学系，当时的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教授亲自出面来见我。跟我吃饭的时候，田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你应该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人，做有历史意义的事，做别人做不了的事。能做伯克利教授的人，生活一定不会太差，你将来不会缺钱，也不会缺地位，但是能不能在历史上留下有意义的一笔，这次其实是难得的机遇，你有机会成为世界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130年以来的第一位华人心理学家。”他这样一讲，我莫名其妙地被感动了，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上第一任华人校长。他不一定是最好的校长，但他是第一个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的中国人，这就是历史意义。

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华人学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理工科院系任教，但一直没有中国人在心理学系任教，我不一定是最好的华人心理学家，但我以后就是伯克利历史上第一个华人心理学家，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要，所以我选择了去伯克利，也为后来华人学者任教于伯克利心理学系开了先河。

最后，找到归属，回馈社会以幸福。

2008年，我接受了一个新任务——帮助清华大学复建心理学系。我觉得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于是我选了两个方向：一是利用清华大学的工科优势做科技心理学，二是做积极心理学，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当时《人民日报》做的一项调查让我印象深刻。调查人员询问了很多中国人：你是不是弱势群体的一员？居然有90%的人说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这是非常不理性的。城管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小商小贩也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群众也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那谁属于强势群体？他们肯定有认识上的问题，心态不太积极。

所以我在回国以后决定从社会需求、学科发展的角度推动一个新的学科——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这里面还有一个个人原因，积极心理学的发起人克里斯托弗·彼得森教授是我在密歇根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之一，他说我应该做这件事情，于是我就开始推动这件事的落实。

我没有想到反响来得那么快。在2008年我回国之前，国内有关积极心理学的信息很少，我在上网搜索后发现，当时有关积极心理学的文章寥寥无几。现在网上的相关内容很多，动辄上百万的点击浏览量。这说明这是一门在中国有现实需求的学科，我是在一个正确的地方、一个正确的时候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科学领域是在追赶西方的，我们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比西方晚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积极心理学领域，这门学科于1997年第一次被提出来，世界积极心理学学会从成立到现在只有不到10年，中国积极心理学大会的举行只比世界积极心理学大会晚3年。如今，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幸福科技实验室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幸福科技的研究室。加州大学评出了世界积极心理学六大中心，清华大学是其中之一。做科学的拓荒者，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事。在这么一个新兴的世界科学发展前沿领域，我们中国人站住了脚，而且参与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我觉得难得，这是科学史上少有的机会。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时，如果我们能感受到社会的支持、关怀和奖励，以及周围人的羡慕、钦佩和欣赏，我们就会由衷地产生骄傲、自豪和神圣的感受。而为人民、国家、社会做出贡献，为他人伸出援手，还能涤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情绪激昂，行动活跃，变得越来越自信、满足。我想，这就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合二为一的那种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