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表里
雪化成泥，多是初春之季乡间的景色。土路上、沟垄间行走的农人、行商体会尤深。于汴京城内的世界而言，这景色便不多见。道路司在京外多是闲饭衙门，于开封府则是一处繁华堂口：扫雪的、填坑的、拾粪的、垫土的、清淤的熙熙攘攘；持帚的、拿铲的、背篓的、抬筛的、推车的形形色色。让这庞大的城市无论雪落满天还是风摇叶舞，都那么高贵而雅致，都那么从容不迫，干干净净。
东城屋舍胜在占地宽广，于府邸中自有四季，西城屋舍则胜在精致，有的密如排屋，偏偏整齐有序，远观近赏时时得意；有的散如繁花，恰恰错落有致，左看右瞧处处喜欢。因此除了京中坐贾，也有京外富商在西城置办房舍，与诸多富贵戚里同作一处景致。
远离牛行街的飞虎巷，便是富商坐贾私宅别院汇聚之处，粉墙黛瓦，自有江南灵秀之气，与京中恢弘方正的屋舍相比别具一格，而且斗拱飞檐精益求精，亭台楼榭各擅胜场，声名远播。不惟京中官宦门第知晓，便是大内九重之中也有耳闻。
巷中门槛最高的一处宅院，正是当今崇安侯、户部尚书兼参政章叡的别业，托寄在心腹干办蒋朝升外甥张远名下。
章叡，字伯通，乃是宪庙时辛未科[1]进士，与绍圣朝宰执章敦、淳熙朝宰相章琬、大观朝宰相章矩同族，因此登科后并没有急于出仕。于士林讲学、游历天下十载，辛巳年[2]应贤良方正科出仕，典任兰台。先帝时虽小有挫折，但因为支持左丞相陶建丰的建武新政，终究是做到了宰执之位。
执掌户部后，章叡于京中偶遇多年未见的远亲，相谈极为投契，续了族谱渊源，却是同辈兄弟。那族弟便将这处飞虎巷的别院拿出来充作族产，章崇安自来守法，坚持不肯。只因不忍阻族弟孝道，临时托寄在张远名下，将来再作计较。
那族弟办事粗疏，宅中家什摆物、番姬汉女，昆仑奴仆不说，便是金、银、铜、珠也各有遗漏，大司徒不敢怠慢，一一造册收拾，几个月后才邀致同僚饮宴。建武新政以来，国用蒸蒸日上，此处宅邸自然也感同身受，终日歌舞升平。左丞相陶建丰以下，诸多故旧同僚来此，旬日一饮五日一聚。宾客嘉叹之词充耳盈脑，让章叡颇为“烦恼”。
这座京师闻名，甚至往日里热闹的有些喧嚣的宅邸，此时却安静的出奇。往来进出的干办仆役，小厮婢女都屏声敛气，步履轻快，生怕惹来训骂。
前院如此，后院则更肃萧些，几个干办盯着通往湖心亭的三条小径，远远的布置着什么，一副生人勿近的面目。
后院中的湖心亭，名曰“锦涛亭”，乃是一个苏式亭子，营造的工匠据说其先人造过醉翁亭、沧浪亭。那章参政的族弟钦慕这名号，便花了大价钱邀来兴造。这八角锦涛亭精致宜人，便是遇上风雨也无碍，反倒是一番景趣。
亭中四人环石桌而坐，只余一个光鲜的蒋朝升侍立在亭外等候吩咐。此人生的普通，眉眼皆不出众，偏偏唇上胡打理的精致，嘴角还有两颗痣，办事却素以干练稳重知名。
“南北二事明日便要有个决断。慈圣虽不曾过问，但已经派人通了消息，后日大朝会，要有个章程拿出。”章叡说道。
“南北二狄不足为虑，还是看朝廷虚实。这便如做生意，要是财本雄厚，无论是赊账还是举债，皆无往不利，各路宵小也会谨言慎行。若是让人觉得财亏本蚀，便会诸多刁难，寸步难行。惟今冗兵冗费益增，而财用不足以应变，方有今日之累。朝廷之决断还是要落在革弊兴利上。”细眉宽目、面如田字的纪源说道。
“哈，南北二狄，子清这个词用的极秒。”章叡话锋一转，“右丞所言的虽是正理，然则史陕公那里未必肯认。两北兵费，好大一笔开销。若依了你，怕是西府也要闹将起来。”
“嗯。伯通所言有理。”为首的老者说道，他看向纪源，“兵、费省而不削，这是两府成例。”
“在下失言。”
“谈不上。”章叡安抚一句，旋即看向那老者，“陶公，子清所言确是正理。南北不足虑，还是步步为营，强壮根本为上。国用丰盈时，南北二狄不过瓮中鳖。”
“鉴秋如何看？”陶建丰并没有回答章叡而是问向身旁的番禺侯、工部尚书兼参知政事范处圭。
章叡不动声色的看向范处圭，心中则存有一丝不屑和少许不满。
“朝廷此次处断，远虑近忧皆有。”范处圭边想边说，语速稍慢，“某乃番禺人，与中原、东南士绅看法可能不同。”
“但说无妨。”陶建丰笑道。
“是。”范处圭应道，“内壮根本，外制强敌，乃新政根本。此两府乃至天下有识之士所共认。”
范处圭喝了口茶继续说道：“倘若没有南北二狄，循序渐进多半可行。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如今正需权变。陶公与史陕公都主张减税免役，若是代狄轻视朝廷而北疆不宁，便不能如意。而南海已是朝廷最重财源，雍、曹二三年内必能从蓬莱洲脱身，到时狄文泰于昆仑洲无论成败，必有纷争。朝廷壮根本是长远之计，非八年十载不能成功。而南海生乱，北疆不宁，不过两三年便见端倪，到时朝廷体面何存犹未可知，壮根本也就谈不到。”
不顾章、纪二人脸色，范处圭看向陶建丰说道：“陶公，最可惧者，乃朝廷做折中处置。”
“哦？”陶建丰点点头，“说来听听。”
“今时不同往日。朝廷威严全靠祖宗庇佑，而非百战精兵。南北二狄，朝廷若要好做，便只能有所取舍，若是犹豫不决而折中处置，只能让代狄、诸侯皆轻视朝廷。代狄秣兵厉马、教养人材，若说没有狼子野心，谁又肯信？党项人凌迫西洲，那赫楞人的大君主也被捉了去做马奴，兵威之盛，当世罕见。代狄自然不敢西向，惟今只是惧朝廷虎威而隐忍不发。两北三十万禁军，正是做此獠囚笼。狄健生父子身为岐臣，朝廷处置不便。况且北兵南向，多有病死，若不能战而胜之，更累祖宗蒙羞。”
“若是诏令真腊、交趾等国陈兵西岐呢？”纪源忍不住说道。
章叡心里鄙夷一番，静静的看着纪源，幸灾乐祸。
“狄氏专权四十年，至狄健生已历第三代。正所谓根深蒂固。早年郑公[3]和朱公[4]正是因此宽宥狄健生。真腊、占城、渤泥等国土人的确嫌恶狄氏，但其国中土人并不得势要。右丞没去过南海，所以不明了。真腊、占城境内，汉人卿相将士尤多，不少人就是狄氏的家将私兵或是奴仆子女。这些人买田置业，侵入诸国少则十年，多则三代。”范处圭摇了摇头，“子清想的计策，办不成的。”
“不错。某家人自南海也来信言说，南海真腊故地，多见汉家士商军健，几与汉地无二。将来朝廷兴兵讨逆，正可俯拾取之。”章叡笑道。
纪源虽被面驳，却也未恼，坦言道：“受教了。”
陶建丰倒是满意他的表现，不过章叡和范处圭并没有在意。
范处圭拱拱手便罢，再向陶建丰建言：“以某愚见，于朝廷而言，代狄之祸，迫在眉睫。正合兴兵讨除，以慑诸侯。岐国狄氏之祸稍远，亦不可不防。某以为可征调诸侯各军防边，五王公必各陈缓急，掩匿兵马，以此扰乱狄氏西向。或可稍缓南海生乱，聊胜于无。”
“不可。”章叡直言反对，“朝廷国用不足，一意广招诸侯，徒然自曝其短。兼且召诸侯而兵不至，是为天下笑，何存祖宗颜面？朝廷壮根本是定策，不可更易。今日之患，诚如子清所言，在内而不在外。内政不敬，外夷不宾。朝廷为本，诸夷为末。北疆安静三十年，何惧一朝起烽烟？沿边三十万禁军，慑服代狄三五年何虑之有？北兵既不能用，南兵乃至武伴当招募训练不过三二年便足以抵定西岐。其时朝廷国用充足，再广招诸侯，才是正理。”
“南兵募集训练，必广为人知，战前失机，犹为不妥。兼且兵船器械新置，不惟花销益增，累及国用，更易为诸侯所警。胜则生嫌，败则丧威，徒增兵费而结怨诸侯。不妥，不妥。”范处圭边说边摇头。
“朝廷国用丰盈，兵精粮足，诸侯何敢怨恨朝廷？”章叡有些不满，“宣庙时诸侯不过唯唯，未闻敢怨者。陶公，壮根本乃是定策，不可轻易啊。只要国用益增，先南后北亦是良策。艺祖凭此抵定中原。”
陶建丰看看三人，点点头说道：“攘外必先安内。”
“陶公，如今天下大势乃汉夷交融，诸学诸教，流布四海，傲士狂才，辗转庙堂。汉番互通有无，道理通行天下，内外之别渐消，其实互为表里。代狄虽豺狼之属，但亦通中原文字、故事，其主纪函德隐忍三十年，卑辞厚礼，有效勾践之志，不可轻视。”范处圭力陈己见。
“鉴秋不必着恼。”陶建丰说道，“且谈谈壮根本。”
“是。”范处圭缓口气说道，“既要壮根本，便首先去枝杈。某既管部，小事烦工多所罢去，只是河工虽停，但只好做权宜之计，不可长久。幸好骆寿阳识作，今年肯拨二百万贯，部里人心总不至于散掉。”说完范处圭向纪源执礼道谢。
“工部仰靠大工，新政以来委屈了鉴秋啊。”章叡叹息道。
“士大夫忧劳国事是本分，委屈谈不到。”范处圭摇摇头，向陶建丰说道，“如今工部里多有官营矿冶，除却邵武、太平等地金银矿坑，其余矿冶多不能课足，一者官吏贪滑，二者刁民难治。新政以来，课额去年最高，亦不过祖额[5]六成。比之宣庙时尚不足一半。宪庙以来，累售佳矿，弥补国用，如今铜、锡所余矿冶仅足军用，骆寿阳那里渐渐引西洋与东洋金银为储，铜储次第而削，冶炮局很是艰难。为今若要壮根本，还需多探采矿业，尤其是石炭矿与铁矿，军储久渴，仰赖招标和买，不是长远之计。”
“矿冶出售行不通？”纪源问道。
“很难。”
“滑吏刁民，固然可以用王法绳之，不过堵不如疏。”章叡开口说道，“以某看来，余下的矿坑冶所既然不得售，不如改为官督商办，骆寿阳那里说了几次矿冶民课远高于官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骆家自有石炭矿与石油矿。”纪源说到一半便止住。
“诚然如此，不过正因有实效，他才敢夸耀罢了。若是官督商办，刁民滑吏自有商贾去处置，朝廷不必困于庶务，而民课远高于官课，军储亦得充足。余者递补官用与大内，总算是为君父分忧。”
“官督商办，倒不是新法。”范处圭点点头，“嘉和时便做过，只是岭南士林间谈起，对此颇有微词。”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陶公行新政，正是要革除旧弊，嘉和旧事，不足为虑。其实不惟矿冶可以官督商办。”
“不错。官营行社也可。”纪源说道。
“子清知我。”章叡笑道。
“官营行社何须官督商办？民间行社远过官营……”说道一半，范处圭倏地站起来，“陶公，开放钢场是饮鸩止渴。”
陶建丰不置可否，纪源则跃跃欲试想要辩驳一番，不过章叡比他更坚决：“鉴秋莫要危言耸听。某先告罪，直言不讳处，且先体谅。官营钢场每年虚耗国用，不能增益反而亏蚀，市面上南海钢比比皆是，钢禁形同虚设，而且诸侯益轻朝廷，与代狄作勾结。今日局面，便是代狄胡众用钢反倒比中原汉民便宜。鉴秋既然管部，总要体察实情。官营钢场与矿冶相类，刁民滑吏丛出不穷，各种名目套取钱财，名曰‘研究’，实则私储。宪庙时河工偶停，工部便要闹几番，但建武以来，各种‘研究’名目套取国用，又比河工少多少？”
“钢、铁有别。工部所留官营钢场，所产皆钢，非民间行社‘钢铁’能比。若是讲汉民用钢，定然超过代狄，因为诸侯所售‘南海钢’，多数是精铁，代狄别无他选，只能吃这哑巴亏。朝廷在辽南置旅顺军，与登州军相呼应，岂无深意？”范处圭从容答道。
“至于刁民滑吏，不惟官营矿冶、钢场，府、县、州、军何处没有？自待王法绳之。若有刁民滑吏便要托付商贾民营，君父要我等士大夫何用？究竟是士大夫为君父分忧还是商贾为君父分忧？”范处圭言词锋锐，“铁禁早开，民间铁价比宣庙时倒是涨了一成。商贾逐利，初时彼此相竞，揄扬声名而伪作低价，一朝得势，三五成群，联行结社，物价反较官营时还高。佛山铁，天下行。某元自广州，于佛山铁最熟。其能销行天下，便是同质价低，同价质高。这并非佛山钢铁行社都是仁人君子，不过是交趾、韩国、周国等诸侯不断输入物美价廉的南海铁所迫，不得不为之。”
“石燕公开盐禁，至今盐价三百年未曾加增，官府屡发盐债得用。民营行社自有其妙用，诸铁行社有小人作梗，未能使朝廷得益，不足为信。石燕公成例才是正途。契丹溃灭五十载，辽盐早已绝迹，而盐价未增，可见一斑。”纪源反驳道。
“盐与钢铁不同。”范处圭摇摇头，“右丞有所不知。盐分两类，一者海盐，须得煮或者晒；二者矿盐，需得采掘。矿盐有时而尽，海盐循环无穷。沿海诸盐场的原料便是海水，无论煮盐还是晒盐，海水总是取之不竭，而且一石海水在京东路制多少盐，同样的工艺在福建路也能制多少盐。冶铁炼钢则不同。铁矿各有优劣，而且矿石并非海水，必有穷尽。三五年之内，有多少铁矿坑，能出多少矿石是可以算出来的。彼此工艺相同而原料不同，所得铁料多少也不尽相同。若是民营，人心自然取优弃劣，而铁矿产量并不能像海盐一样随时加增。如此一来，铁矿石便要涨价，越是好矿石涨得越多。”
范处圭苦笑着看了看沉默不语的陶建丰，继续说道：“铁矿既涨，民营行社若要不亏蚀，便得涨铁价。所以开铁禁以来，铁价初时虽跌，但却越来越高。如果开放钢场，民间技艺不足，难免糟蹋矿石与铁料，只怕钢量减少，价格反而更高。军用不足，国用亦不足。此时贸然开禁，弊大于利，与饮鸩止渴无异。”
“我辈以天下为己任，一时险阻，岂能趋避之？”章叡不以为然，“正因行钢禁，所以民间才技艺不足，若早开钢禁，何以有今日？鉴秋所言，实在糊涂。士大夫与国同休，是因为肩负社稷，为百姓谋福，为君父分忧。商贾亦百姓，我辈自当一视同仁。”
“不错。商贾出于百姓，人称贩夫者是也；商贾亦出于士大夫，人称儒商者是也。士大夫亦出于百姓，人称耕读是也；士大夫亦出于商贾，人称豪右是也，此辈前有管夷吾、后有糜子仲，本朝不禁商贾子孙科举，亦是法先王德政。高庙时便有唐工部这等楷模。可见自古以来，百姓与士大夫互为表里，商贾亦如是。自当一视同仁。”纪源说道。
“国计托于商贾，势要付与豪强。实在是我辈之耻。”范处圭没有再辩，只是看向陶建丰说道，“国事日艰，乞勿轻断。”
[1]即西元1331年。
[2]即西元1341年。
[3]宋宪宗左丞相郑全仕，字长卿，封闽国公，谥“文忠”。
[4]宋宪宗枢密使朱显，字子明，封鲁国公，谥“武穆”。
[5]宋朝历代矿冶祖额各有所指，此处祖额是指崇宁（1104-1127）年间的矿冶平均课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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