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专利制度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保护创新的机制，和许许多多优秀的制度一样，它当然有代价。它的代价就是在专利保护期内，原研药的价格非常昂贵，那些贫穷的患者很可能负担不起药费。对于癌症药物来讲，他们看起来就只能等死。
虽然对于新药研发来讲，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它是在没有妨碍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改进，有钱人能够支付的起药费，获得了救助的机会。但穷人的患者却并没有因为药物的发明而变得更差。在专利保护期内，原研药厂获得超高的利润，这种利润是一种奖励，奖励更多的药厂投入人力和无力研发攻克各种绝症。一旦专利保护期到期，药价就变得非常便宜，穷人也用的起。最终这些治疗绝症的神药，成为人人普惠的大众廉价药。
但公众的心理却不这样认为，在没有药可以救命之前，人们普遍会选择认命，但当了有了药物自己买不起之后，却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被金钱剥夺了求生的机会。这个机会自己本该就有，是一种天赋人权。
这种普遍的大众心理我们当然不能无视。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买不起药来救命的穷人来讲，他们购买非法的廉价药对于社会管理来讲是一个伦理困境。这种困境是那么的难以选择，因为无论选哪一种选个似乎都是对的，也似乎都是错的。
一部好的电影，应该揭示这种深刻的伦理困境，但是，《我不是药神》最终，却将这种困境选择变成了一种道德控诉。药厂无良，只想着赚昧心钱，将药品的价格定的那么高，毫不在意患者的生和死。而贩卖非法药物的贩子，却变成了救助病患的英雄。
其实这个逻辑只要认真想一样就是那么的荒谬，到底是谁真正在救治患者？是非法的药贩么？不，而是导演眼中没有良心和人性的的药厂，是他们花费了数十亿美金研发出来了第一个靶向药物，拯救了千千万万的白血病患者。
国产电影，离真正思考我们复杂的世界和生活，还差得远呢。当然，这并不妨碍电影会有超高的票房，赚大把的钱。
-----王志安
王局的话只对了一半，专利期过了也不一定就便宜了，例如尿透析，几十年前的技术，如果是普通的家电，经过了几十年的科技进步，早就应该是白菜价，技术上也不会太难，要不然也不会一个没文化的农民也不可能在自己家里就捣鼓出来。但就是贵，因为医院，生产商，保险公司，三者都没有降低成本的利益驱动。
要搞清楚一点就是：救治患者并不是医药公司的使命，医药公司的使命与其他公司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赚钱，如果没有竞争压力，它并没有动机去降价。
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self-interest. ——亚当 · 斯密 《国富论》
再说一个很让你颠覆的事实,目前医药行业最大的成本不在于研发，而在于销售。
不论中美，医药公司最大的一笔成本都是在销售环节（和其他行业并没有什么不同，最终能来钱的部门一般都有最大的话语权。），美国医药公司有些研发的并不是很成功的药，全是靠医药代表游说强推，至于在中国，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只会更大。
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约束机制，能让多方共赢，而不是利益被一方垄断，才是我们ZF或者 行业协会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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