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不说话，除了哑子？
有人这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不说；有人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有人跟这些人说，不跟那些人说；有人多说，有人少说；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
哑子虽然不说，却也有那伊伊呀呀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势。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
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
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
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
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
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一个标准，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不过文章不甚自然，还可成为功力一派，说话是不行的。说话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够瞧的！
说话到底有多少种，我说不上。约略分别：向大家演说、讲解乃至说书等是一种，会议是一种，公私谈判是一种，法庭受审是一种，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这些可称为正式的。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可称为非正式的。
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但是拉长了的时候多。这种话都是成片断的，有时竟是先期预备好的。
只有闲谈，可以上下古今，来一个杂拌儿。说是杂拌儿，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
闲谈说不上预备，满是将话搭话，随机应变。
说预备好了再去“闲”谈，那岂不是个大笑话？这种种说话，大约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闲谈也有——“天气”常是闲谈的发端，就是一例。
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够用的，神而明之还在乎人。会说的教你眉飞色舞，不会说的教你昏头搭脑，即使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同一句话。
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
《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
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
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加以这些年说话的艰难，使一般报纸都变乖巧了，他们知道用侧面的、反面的、夹缝里的表现了。
这对于读者是一种不容避免的好训练。他们渐渐敏感起来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体会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
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鲁迅先生的《立论》就是的。这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
中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是免不了说话。
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
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
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
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
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
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所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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