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作之余，花了将近两周时间，我读完了长达632页的《兄弟》。这本书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借的，借书理由，一是打发时间，不想虚度光阴。二是之前看过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觉得余华作品质量上有保证。带着这样的心理，我开始了对《兄弟》的阅读，可令我未曾想到的是，耗时两周，我才将其艰难地读完。
为何会感到艰难？因为这是一本既令人震惊，又令人惘然若失的书。在阅读过程中，我的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时而欢喜，时而悲伤。时而明亮，时而灰暗。时而希望，又时而沮丧。看这部小说，无异于同时看了一部喜剧片、恐怖片、爱情片、色情片、童话片、现实主义批判片……
额……请原谅我混乱的描述，这就是我阅读后的真实感受。总之，在这悲喜交加的阅读体验中，632页的篇幅并不显得漫长。可真要一气呵成地，痛快淋漓地读完，似乎又不可能做到。毕竟，太多的感受需要慢慢去消化，人的情感也不太能适应情绪的多种变化。故而，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为何感到阅读艰难的缘故吧！
二
《兄弟》故事背景设定于两个时期：文化大革命与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内容则是讲述了两位异父异母的兄弟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如何艰难求生，以及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面对着物欲横流、唯利是图、追名逐利的社会大背景，兄弟俩如何适应，如何选择，最终如何走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李光头和宋钢，一个粗俗而慷慨，一个愚钝而忠诚。在作家余华的笔下，两兄弟的命运与一个女人（林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粗俗与儒雅相碰撞，愚钝与狡黠相碰撞，而这种碰撞似乎到小说的结尾，哪怕宋钢选择以卧轨自杀来成全（或者说是一种进退两难的解脱），也未能碰撞出任何结果。余华似乎也不是要刻意地揭穿或者控诉什么，他可能只是想呈现给读者，描述出人类在当时的那种政治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方式。简单点说就是，人可以“恶”到什么样的程度，人又可以从这样的“恶”中得到什么。
对《兄弟》上部的阅读，是一种既开心又难过的体验过程。虽不时会忍禁不住放声一笑，但总体来说内心还是很压抑的。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以李光头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被抓获当众游街开始，通过对话的形式，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刻画出刘镇群众（隐喻社会民众）的众生相，反映了当时那个物质资源极度贫乏的年代，人们精神层面上的需求是多么的稀缺，以至于一个偷看屁股的事件，都弄得像是在举办一场全民盛事。
起初，这曾令我反感。我总觉得这些刘镇围观群众太过尖酸刻薄，他们的快乐是那样的无聊，他们的快乐建立于他人的痛苦。与这样的一群人存在于同一块土地，呼吸着同一片空气，都让我感到可悲。可是，随着阅读的深入，尤其是当我读到文化大革命席卷刘镇，童年的李光头（五岁）与宋钢（六岁）的悲惨生活后，我释然了。我的心里不再怨念，我似乎开始理解刘镇群众的众生相。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失去了控制，无论群体或个体，都被特定环境裹挟着，人人自危，担惊受怕，朝不保夕，能存活下来已是不易，还奢谈什么人性的高贵呢？
所以才有了宋凡平车站外的惨死，才有了孙伟因拒绝剃掉长发而丢掉性命的悲剧，才有了孙伟父亲那匪夷所思的自杀方式，才有了那些手臂上戴着红袖章，手上拿着红缨枪的魔鬼……当社会失去控制，当生活失去法则，当流氓披上合法的外衣，当权力被滥用，无法想象的可怕也就来了，悲剧已然无法避免。
我庆幸自己生长在现如今这个年代，一个富强文明、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年代。我无法想象，假若我生长于李光头那个年代，我能存活多久。一句童言（戏言），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听到，就可以马上让你陷入巨大的灾难中。比如宋凡平在教两兄弟识字时，为了解释“地主”这个词语，引导两个孩子说出了“地”上与毛“主”席，调皮的李光头只是因为将这两个词语连在一起，读成“地上的毛主席”，就被那些手臂上戴有红袖章的人，当成了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证据，从而给宋凡平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导致了后来的惨死。由此观之，你才可理解刘镇群众的麻木不仁与冷酷无情。
在那样的年代，人命贱如蝼蚁。罪恶猖狂到无需隐藏，无需遮遮掩掩。一切在如今看似无法想象的场景，一次次光明正大地发生在刘镇的大街上。刘镇的那条大街仿佛成了审判场与屠宰场。只要戴上红袖章，你就是执法者，你就拥有了权力，你就能成为合法的施暴者。反之，你就只能谨言慎行、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活着，以避免陷入巨大的灾难漩涡中。
我以为，这大概就是刘镇群众变得如此冷漠的原因吧！
三
如果说《兄弟》的上部是一部集合了喜剧、灾难、诙谐、恐怖等元素的片子，那么《兄弟》的下部则轻松许多，它的基调少了一些沉重，多了一些欢快。它更像是一幅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众生相，一出十年浩劫结束之后，暴力与狂热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的舞台剧。
李光头无疑成为了这部舞台剧的主角。他粗俗、狡猾、奸诈、无底线、敢想敢做，也足够聪明。他身上的这些“特质”，让他能在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大机遇下（指的是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如鱼得水。他活的真实，也活的够无赖。这些“特质”让他取得了成功。
小说里有段谈话，让我印象深刻。谈话的主体是县长和李光头，谈话内容是如何移走县政府旁的五座垃圾山（这五座垃圾山因李光头的废品回收生意而产生）。对于这个老大难问题，县里领导可谓伤透了脑筋，而问题的制造者李光头却用他自己制造的这个问题，利用自己的无赖与狡黠，获取了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根据地——李记回收公司，也才有了日后的万贯家财。试想，这样的事情，哪怕是写好剧本，让老实忠厚的宋钢按部就班地去做，那忠厚的宋钢也是万万做不成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粗俗之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活的不虚伪，他们更能看穿社会精英的假面。因为活的无所顾忌，反而活的真实。他们（李光头这类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解别人需要什么（钱，钱，钱），所以反而容易取得成功。而宋钢，由于不能适应，再加上自身的倔强，最终只能在下岗之后艰难求生，从而走向了灭亡。
四
余华的笔下是犀利的，他对《兄弟》里的人物刻画是成功的。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即使读完之后，仍然是值得再回头翻看的。我的心绪难以平复。我思考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即通过李光头、宋钢、林红以及刘镇群众的众生相，这部作品到底要表达什么？要传递什么？
李光头真的成功了吗？他没有爱情，没有兄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宋钢死了，他又成孤儿了。”他穷的只剩下钱了，所以故事的结尾，李光头对地球已经不感兴趣了，他要乘坐俄罗斯的飞船上太空了……
小说里有人成功了吗？林红、童铁匠、余拔牙、王冰棍、刘作家、赵诗人等等，在我看来，都奇奇怪怪的。他（她）们的人生总显得有点不正常。又或者说关于成功与否的讨论根本就毫无意义。
实际上，到了最后，每个人都迷失了方向，没有谁是胜利者，因为谁都没有把握住属于自己的东西。
突然想起一句话，“小孩才会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而此刻的我则想说，也许有时候连利弊都不用看，有时机关算尽反算了卿卿性命，因为命运无常，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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