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

              知青往事

                      学院词人

                           

        “知青”是一个历史概念，虽然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是瞬间发生的一个现象，可对于一代亲历知青生活的人来说，可能是一辈子的记忆，我的知青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在共性上基本等同于中国知青的普遍特征，但在个性上，却有与众不同的经历，走过知青道路的人都会因为自己在那条路上行走的种种感受而留下人生感言，在我的感觉中，那是一种“无奈、激情、压力、憧憬”的因素组合，我的知青生涯不是一种被动强迫，而是在当时面对如影随形的种种无奈下的一种主动争取，我从不后悔这种选择，我从来把它看作人生的一个特别履历和磨练。知青，是一个困苦的名字；知青，也是一个忍耐的名字；知青，更是一个奋发的名字，每每触动这根神经，我就会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失学乌云下的一缕微光

    在中国1600万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我的选择与决定可以说是与众不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终结有很多学者或权威作过结论，那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其实那是一个政治层面的符号。而我早期意识中的文化大革命阶段性结束的一个标志是学校恢复了闭卷考试，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1972年，那年冬季，初中毕业的我参加了高中考试，在春节来临之前，我所在的寿宁二中贴出“公布”，在红榜上，我看到自己和同时初中毕业的四哥一起上了录取线，我一阵风似地跑回家告诉长年生病在床上的母亲，让最为我担忧的母亲分享儿子双双上榜的喜悦。被病魔缠身的母亲听到我的报喜，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我告诉母亲，这个假期会和四哥一起去做工，一定要攒足高中注册的学费。母亲艰难地撑起身子，她要我把书包拿过来，她检查了我和四哥的书包后，又把针线拿来，让我把线穿上，一针一线地把挂带缝合牢固，她说上了高中你们都是大孩子了，家里没有钱买新式书包，把书包缝补牢固了，还可以用一年。当时我觉得委曲，谁家孩子上高中了还挎这样的老土书包，但我知道，家里实在没有钱，父亲辛苦一天挣不到一元钱，全家几口人，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何况母亲长年患支气管炎，平均两个月就得住一次医院，一次花费至少十几元，每当父亲为母亲治病费发愁时，我都恨不得快一点长大，为父亲分担些压力。就在这个冬季，我跑遍了在我们公社开办的酒厂、水电站等工地求工，还好在酒厂工地找到了做帮工的活，一天出工，挖土、抬石头、推板车，可以挣上4角钱，这些杂工虽不是天天都有，但到了春节，我和四哥分别都挣到了4元多的人民币，这些钱差不多够得上开春后上高中的一学期注册费用。

        1973年春天，我期待而向往的新学期来临了，那时的学年与现在不同，学年与日历上的年份是一致的，学校正式发出高中注册通知时，我在张贴的红榜上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我想大概是哪个老师粗心把我的名字搞丢了，我揣着4元多钱跑到学校找招生的老师，老师告诉我，今年上级有规定：“两个兄弟（姐妹）同时初中毕业升高中的，只能升一个。”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是五雷轰顶，我贸然找到校长办公室，请校长帮助让我读书，当时的校长是翁苏林、副校长是柳伯玉，他们都认真地向我传达了县教育组的决定，他们还说“我们的国家没有实行高中教育的义务，你虽然考上了高中，但现在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学校无法录取，不过，我们会研究研究。”注册的第二天学校就开学了，我被残酷地抛向社会，但我不死心，此后的一个多星期，我天天到学校等待结果、乞求上学，我恳求领导让我当“走读生”“备取生”都行，不要把我赶出校门，校领导仍然告诉我“研究研究”，在开学后的第十二天，校长跟我说：“你学习成绩不错，到社会上锻炼半年就可以参加中专考试了。”政策突变、校长铁心、校门紧闭，就这样我痛苦无助地离开了学校。在后来的工作生涯中，我一般很少用“研究”二字，我觉得那是官僚阶层搪塞工作、忽悠百姓的口头禅。

      我的家乡在斜滩，那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有一条河流绕镇而过，河水宽广而清澈，在失学的日子里，我不敢面对放学路过的往日同学，也不敢面对街坊邻居，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天天徘徊在这条河滩上，遥望我曾经就读的学校，远处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和下课响铃声，一次又一次地刺痛我的心，那时，我想到投河，也想到爆炸，但我最终还是想到在逆境中生存。在这个时候，同时与我一起失学的其他几位不同班级的往日校友走到我的身边，这批同学与我走的最近的是外号叫“鸭蛋”和“耳朵垂”的两个。他们两个年龄都比我大一、两岁，家庭也是贫苦窘困，失学与失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三个把自己比作“臭皮匠”，常在河滩上一起谋划寻找打工，可惜那是计划经济时年代，农民也好、无业游民也好，想要寻求工作，哪怕是苦力打工都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起初，我凭着自小常常上山砍柴的经验，独自一人到山里砍柴，那时烧饭做菜的唯一燃料是柴火，除了自家烧火外，有的还可以挑到街上卖，柴火是公社街道上最流行的商品，干柴每百斤可以卖1元钱，为了转移和填补自己的失落与悲凉，我把一切力气都花在上山砍柴上。然而，正因为全民依赖的烧柴全都来自山上，使得附近的山几乎成了光头山，砍柴的路是越走越远，常常需要走一天的来回路程，并需要带上作午餐的草包饭，那年我才14岁，有关山上有山妖的传说总是在脑中不时闪现，惊惧无助于生活，在失学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是每天挑柴过街的“砍柴小孩”。结束职业砍柴日子的是一次批判大会，“文革”后期，应该说对山林的保护措施是非常得力的，林地基本是生产队集体所有，个人没有林权，而保护林地的措施就是“封山育林”，这不仅是一种口号，而且是一种行动，附近很多山都被插上这四个大字，牌子所插的山界就是禁区，除了护林员，其他人都不能擅自进入。有一天，一个家庭成份地主的农民在收工的路上砍了几支松树枝桠，被人发现后，当晚就被拘捕，第二天公社里的人把他挂上“破坏森林分子”批斗牌游街，脖子上还加挂他砍来的树枝，那阵势的警示威慑作用真是大，我实在担心什么时候误入禁区而被抓捕。恰在这个时候，“鸭蛋”和“耳朵垂”约我一起去车岭电站工地寻工，我和他们走了一天的路，到达车岭工地，这次进山，徒劳而返。几天后，“鸭蛋”和“耳朵垂”打听到离我们家乡36里的景山正在建设国营林场，需要开垦荒山，技术标准是对荒山进行全面垦复，在此基础上按每距离8米挖一个宽深一米的洞穴，用于种植树木，每亩的工钱是8元。这是一个好信息，我们约好天亮前出发，并用暗号招呼起床。第二天凌晨，天还没有放亮，“鸭蛋”和“耳朵垂”来到我的窗下，用“长毛免”的呼号叫醒我，我把上一天准备的一碗剩饭浇些开水吃下后，拎起锄头就出门了，河岸上摆渡的艄公尚未到位，我们仨解开拴绳，把船划到对岸，又急行军向林场出发，在到达林场前，我们商量，现在求人办事，没有香烟肯定不行，于是我们每人出1角1分钱，凑足3角3分，刚好买了包“乘风”牌香烟，因为三人中只有“耳朵垂”会抽一点烟，我们就建议另外由“耳朵垂”出资2分买一盒火柴，这一切都交由“耳朵垂”办理。我们办妥这些见面礼进村时，林场工地正处于午饭时间，工地食堂飘出阵阵饭香，饭桌上不仅有白米饭，而且还有回锅肉，管理人员坐满一桌子，那吃饭的劲头简直是打仗，那些吃饭情景深深地触动我们的胃神经，但我们没有资格吃饭，只能在走廊上吞下口水，以慰饥肠。不一会儿工地上的陈场长出来了，他一边用火柴梗剔牙，一边扇着扇子，不时还打着饱嗝，我赶紧把“耳朵垂”推上去，“耳朵垂”打开香烟，强装笑脸，他仰起头向场长和随后出来的人一一递烟，递完烟后又赶忙为他们点上火柴，那动作真是让我为“耳朵垂”感到难为情。这件事在我的一生中影响不小，自那时起，我总觉得给人送礼是一件厚脸皮和不光彩的事，我也很少为达到什么目的而向人送礼，可怜的是在我们还不到应该去送礼的年龄里，生活把我们逼到了墙角。我们仨靠上前去说明来意后，场长把我们看了看，大概觉得我们个子小、身子瘦弱，他丢下一句话“荒山上的野草比你们个子还高，挖穴种树，你们吃得消？”我们齐声回答“可以”。香烟抽过半截后，场长说“可惜山场都包出去了”。我们知道那又是一种搪塞打发的话，但我们又能如何？又一次失败与挫折让我们几乎疲软在地，我们仨已经忘却了饥饿，大概也是一种对自己找不到工的惩罚，大家都没有提出填一点肚子，而是垂头丧气地扛着锄头向来时的路走去。中午过后，我们饿着肚皮走到村口时，恰巧遇见中学的“工业基础”（相当于后来的物理）林老师，他是学校的兼职拖拉机手，从景山校办农场运一些木料回校，我们请求林老师给搭个顺风车，因为实在无力走回去了，林老师说“村口人多，你们先走几步，出村后坐上来”。老师的话应该不会有假，我们仨赶紧离开村口，可是当林老师开着拖拉机到跟前时，他似乎没有看到我们的招呼，加大油门从我们面前飞去，我们没有吃饭无法走漫长的回程路，只有追车搭车，于是我们翻山岭抄近道追赶，在翻越两道山梁后，三人都攀上拖拉机，可就在那时，插在我胸前口袋的一把圆珠笔丢下公路，我跳车捡回笔后，车已经开始在钱塘湾下坡，“鸭蛋”和“耳朵垂”死拉硬拽把我拉上车，登车后我已筋疲力尽，在摇摇晃晃中进入睡乡，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爷爷坟地附近的地瓜地里，原来那种靠小轮子作方向的拖拉机很不好驶，在快回到斜滩的路上，林老师把拖拉机驾翻了，拖拉机侧翻在路的右侧沟内，车箱的挡板深深地扎入山边的土壁上，如果我坐在右侧，这种侧翻，定会使两腿全部截断，而我却在翻车的左侧路边地里站起来，我至今不明白怎么会完好无损地被抛在地瓜地，我隐隐约约感觉这是墓地里的老祖宗和其他力量在护佑我和我那患难的同学。

      1973年春末夏初，远在县城教书的二哥来信，说是他的一位同事、时任清源公社中心小学校长的妻子即将分娩，需要找一个代课老师，经二哥介绍，我走上临时教师的岗位。那年我虽14周岁，但营养不良个子长得并不高，从年龄上来讲我还处在需要别人哺育阶段，可我却过早地承担起哺育别人的任务。上课时，台下垫了一个“固本”牌肥皂木箱。现在想来，还好，我这个娃娃老师没有失败，在教学听课评估中，我得了一个“良+”。清源小学的老师对我很友善，大家都把我当作小弟弟，尤其是分娩老师林运清的丈夫缪校长和柳秀清老师，学校设在村里的卓姓大祠堂，我的宿舍就在后堂靠石壁的一间，石缝中长了一株青翠无比的凤凰草，我舍不得把它拔去，呆在房间时，我总喜欢把视线留在这株小草上，在我离校后，有人告诉我，那是祠堂曾经放死人的停尸房。小学没有集体食堂，每个教师都是在自己房间或什么角落找一个能安放炉子的地方做饭，单身教师用的是烧木炭的炉子，只有校长夫妻在楼梯角落安了一个灶台。记得那时村里猪摊上的肉价是一斤6角3分，代课的工资很高，每天是1元钱，有一天，我和柳秀清老师去买猪肉，我只割了2两肥肉，一位学生家长竟称呼我“老张，你买了很多肉。”我这个14岁的娃娃老师也有人尊称“老”字，由此可见农村的人对老师是何等的敬重。缪校长的岳丈大人是本村的农民，农活的一部分靠缪校长支援，缪校长也分些地种地瓜、马零薯、青菜贴补生活，放学后，因为我二哥的关系，校长时常带我上山劳作，每次劳动回来，校长总不会让我自己吃饭，他会把我请到楼角厨房一起用餐，他爱喝上两盅，几次请我尝尝酒味我都不敢，但那时正逢他妻子做月子，鸡头鸡脚和田螺倒是常吃到。柳秀清老师是年轻的单身女子，她是我走上社会认识女性的第一人，她的外甥叫杨光，也住在一起，我们三人常常在课后时间聊天，有一个星期天，我和杨光出去玩，天黑后回到学校才发现晾在外面的衣服忘了收，那是母亲请裁缝做给我走上教师岗位的一件翻领衣服，在当时算是相当时尚，至少是我从未有过的新衣裳，它也是我开始懂得害羞的唯一见证。柳老师起初一直吓我，最后她笑着从她枕边的木箱里取出折叠得有棱有角的衣服，我捧着那件衣服，感到香气扑鼻、沁入心扉，那种清纯与飘香，是我失学后的第一次心灵抚慰，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清源的日子，虽然那只是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夏季到来了，一个月的代课协约已经完成，时间也推到了我离开二中的半年光景了，我记得二中校长最后告诉我“只要回乡半年就可以报考中专”的话，在清源时，我找到公社教育专干，要求报考正在开始招生的中专师范，教育专干了解我的具体情况后说“你根本不符合条件”。原来，当时国家有规定，凡是农业户口的学生，从中学毕业，只要回乡“锻炼半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中考，而城镇居民户口的学生，必须经过上山下乡插队两年后才能报考或参军。这一次的拒绝，对我打击并不是很大，这是国家大政策，我信。但是，初中毕业后不让我升高中肯定不是国家的大政策，而是县里某些领导误人青春、害人子弟的乱决策，我恨。就在那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反潮流勇士”张铁生和“革命小将”黄帅，张铁生是辽宁省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回乡知识青年，他无法完成高考数理答题，便把试卷翻过来写信，抨击当时的考试制度，从而惊动中央领导；黄帅是北京海淀区小学学生，她提出“不学ABC照样干革命”而受当时中央的肯定和媒体宣传报道。相比无法答卷的张铁生，我觉得自己委曲，因为我的家庭出生是清贫的，属于“根子正”的后代，我考上了高中，并不是反对带有浓厚阶级斗争色彩的课本教育，因此，我在一边求学一边打工代课的情况下，毅然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中央纠正下面的错误，好让我回到学校读书。记得那封信是写给江青收的，因为我知道，当时江青是中央最有实权的人，张铁生、黄帅的宣传也都是出自江青、张春桥的批示，可这封信写出后，石沉大海。 

        1974年春天，寿宁县城关学区的教育专干了解我的教书经历后，同意接收我为学区民办教员，包括补贴每月工资16元，我被分配在安章大队下面的凤托坪村单人校，这所学校设在生产队长家里，学生一共有9名，一至五年都有，学生里有两位早已超出我的年龄。那时除了教书，还要承担“批林批孔”运动的宣传工作，队长的女儿在县一中上高中，周末回村时，总带有一些学校的气息，每每听到她聊起高中的学习、生活时，都会钩起我回到学校读书的痛楚欲望，在课余时间，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校外的小草坪前遥望故乡的二中，那时候凤托坪附近的下房大队来了一批知识青年，我感到十分好奇，经过多方了解，我明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毛主席指明的一条道路，是衡量青年是否“革命”的时代标准，是青年成长的“必由之路”，我不能成为高中生，但我可以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可当我满怀信心到有关部门要求报名插队时，知青管理部门却给我泼了冷水，他们认为，上山下乡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持有城镇居民户口的前提下，还必须父母有一方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包括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职工，我的父亲在旧社会是大户人家的雇工，解放军南下时他翻身了，后来在区政府的安排下，拿了米证，成为城镇居民，但他不是国家干部职工，按父亲最常讲的，就是不享受“每月15号”（拿工资）待遇。在县知青管理部门的研究意见上，这种家庭出生的学生还不能列入插队人员名单，换一句话讲，这些孩子将属于政策“黑户”。因为没有插队的经历，又不是农业人口，所以招干、招工、招生、参军这些好事都将无缘得到。这个意见对于我来说打击不亚于被推出中学。每到夜里，我为自己的不公正遭遇感到心痛和不平，也常常因此而彻夜失眠。我自认为出生在贫苦的翻身户家庭，应该享受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党应当了解我的处境，关心我的成长，好让我为国家出力。因此，我再次提笔，给《人民日报》社写信，反映失学和不能插队的困惑。信寄出后，我也没有太在意是否有人给我伸出援手，解救我于逆境之中。1974年5月，远在武曲公社桂香林村教书的女教师为了与在县城的家人团聚，向县里要求调整工作地点，上级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是单身男孩，到哪里都是一个人，宣布将我调整到武曲学区。桂香林是革命老区，曾经有革命游击队在村上活动过，从少年英雄张高谦的故乡大韩到这个村，有十几里的山路，需要翻过几道山梁，村口有一段百米长的路形同树洞，路的两旁是黑压压的千年老树，树与树之间无序地缠绕着许许多多万年古藤，进出村的人们都得从这个树洞穿行，从这一点上看，不亚于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那古树长像怪异，古藤更是像一条条巨蟒，穿行在洞中，就像是进了蛇窝，恐怖心理骤然而生，虽然我每星期只从这个树洞经过一次，但每一次都是颤颤惊惊。暑假过后，在我挑着行李担子再进桂香林村不到3天，我的四哥从家乡赶来，告诉我“中央批准你去插队了”，他还说是公社接到县里通知，让我赶紧到县知青办报到的。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呆了好一阵子，这真是：得不到时想得到，真正批下来了，却又担心一辈子扎根农村。但不管怎么样，我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单人校里当几个小学生的民办教师。就这样，我告别了刚刚“打成一片”的家长与学生，卷起铺盖，在四哥的陪同和全校学生以及一些家长的相送下，离开了桂香林村。到达村口时，一位大娘拉着我的手说“老师，你是我们村学生最喜欢的老师，可是我们村没有福气啊，有了好老师又被调走了”。一位叫叶竹光的学生在告别时刻流下了眼泪，几个学生一下子“哇哇”哭了起来，山野里回荡着孩童们无助的哭声，那哭声简直让人催心化骨，我忍不住抹了一把泪水，快步离开那个村庄。后来，我了解成为我妻子的学区老师：那个单人校的继任者是谁？她告诉我，在我走后的半年，那里都是空缺，学校已经关门，学生有的到十几里外的大韩完小上课，大部分跟着父亲下地劳动。对于桂香林学生的遭遇，我感到十分歉疚，多年来，我一直想回到那个村庄看看，可还是没有成行。

    1974年9月8日，我赶到县知青办，军管干部、知青办林主任接见了我，他说，你给《人民日报》社的信，中央领导看到了，过去我们对插队政策理解不够，耽误了你去年上山下乡，中央及时指出我们的问题，指示要保证让有志于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走向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希望你牢记中央批示意见，做一个好知青，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林主任的话，讲的很实在，他那种平和的态度，让我大受感动，又一次在我心中树起人民解放军的可亲形象。我原来想象县里接到中央批示后，一定会找我算账的，见了林主任后，我的这种顾虑一下子打消了。9月14日我到县里集中，伴随着一阵阵锣鼓锁纳声，我在操场上被戴了红花，送我去知青点的专车是临时从县医院借来的旧式长头型救护车，那时县里没有多少汽车，所以把救护车借来当客车用，在车上不知哪位同学埋怨了一声“真晦气，坐救护车去插队。”另外有个同学接着说，“这是因为我们这批知青里没有县领导的子弟”。说来也巧，在这部同去基德知青点的救护车上，“耳朵垂”卢明强居然也跟我走在一起，而且成为我们点上第二批17名知青中的一分子。

      基德知青点就在福建省寿宁县的凤阳公社，去基德的线路恰好通过我的家乡斜滩公社，与我同去基德点的知青里，有一半都是斜滩人，因为那是县里的居民重镇，《人民日报》社的复信，让一些与我相似的街道非公职背景的一般居民孩子走向农村。知青的家人得知我们即将路过，都在公社的车站前集中，他们像送子参军一样，有的送来点心，有的送来衣服，有的则紧紧拉着儿子的手流眼泪，我的母亲病卧不起，父亲忙于店上营生，在家乡的大哥和大嫂、四哥都来车站为我送行，我是家中排行最小，15岁的年龄就成为走向农村接受最艰苦磨练的知青，大哥和大嫂都很难受，在送走我时，我看见四哥和大嫂都红着眼圈。车站的公路是一条泥沙路，救护车驶离车站时，卷起了弥天尘雾，我抬眼回望，视线已经被尘雾阻挡，救护车在多土的山路上奔跑，不知是伤感还是没有混熟，大家都在沉闷中接受汽车的颠箥，途中两位知青还晕车呕吐。大概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在这个车上，我突然闪过鲁迅的一句侃词“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游”和毛主席的一句话“即来之，则安之”。我想从此以后，将是我人生转折的另外一个世界，在跨入这个关口之前，我无须考虑更多，眼前最好的就是遵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关闭思想，好好睡一个觉，尽管外面的路是那样崎岖不平，尽管车上还可能沾满病人留下的病毒细菌，也尽管车厢里弥漫着汽油和消毒药味，我可是很快就进入了睡乡，这大概也是我失学以来最安详的一个睡乡。

        在基德书写知青标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完全是“文革”后期的产物，早在1955年北京石景山就有5名优秀青年向组织提出到大西北垦荒的要求，北京团市委为此组织了60名青年志愿队奔赴大西北垦荒，全国劳动模范邢燕子就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的典型代表。从那时起一批批城市知青陆续走向大西北，那时的知青上山下乡是一种伟大的志愿行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1966、1967、1968三届高中、初中毕业学生成为那场运动的主力军，但到了后来，“文革”运动演化为武斗，城市形势一片混乱，为了解决城市日益突出的矛盾，减轻城市青年的就业压力，中央决定进一步动员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8年开始，全国又有16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地革命委员会对这些知青的安排上，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生产建设兵团安置，二是集体农场安置，三是插队落户安置，进入生产建设兵团实际上等于安排了工作，只是工作对象是土地，生产建设兵团与集体农场安置的最大特点是知青生产、生活的集中性，而最后一种安置是彻底地让知青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知青分散在农村的生产队，成为生产队的新生户。在我插队的寿宁县，对知青的安置基本上是农场集体落户与农村生产队插队两种形式，在这两种中，农场安置又占多数。我当时所去的是寿宁县凤阳公社基德知青点，这个点是1974年建立，当年的7月和9月共有两批知青入住，我是9月入住的第二批知青，第三批和第四批都是1975年到来的，在我离开基德知青点时，全点是19名知青。这些人员的名字是梅新、郭渊春、叶恩金、林友良、吴文介、卢智水、陈榕、卢培玉、叶希春、柳应亨、张茂怡、卢秋松、刘赐忠、卢明强、叶加康、刘新春、何石安、叶秀妹、陈美英。19人中多数是高中毕业生。大家分别被安插在基德大队8个生产队里，最远的一个生产队是远离基德主村的东山第八生产队。我和郭渊春被分配在上村的第三生产队。纵观全国知青生产劳动和生活情况，我敢肯定，我们所在的基德知青点，是中国的知青标本，因为它体现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两个最基本特征，我不敢说这种特征代表着一种光荣，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特征是孤寂困苦、超强劳动的代名词。

    基德村在当时是寿宁县很有名气的粮食主产区，基德人常以农村指数“三高”为自豪，这三高是粮食产量高、人均分配粮食水平高、生产队评分分值高，特别是这里的粮食不仅产量高，而且种的全是高秆红米水稻和长形糯谷，这两种米是中国米中上品，虽比不上宜兴的贡米，但大米煮出来饭量多，营养价值高，广受人们青睐，当年寿宁县的妇女做月子，必须吃这种红米煮的饭，在中央工作的原邮电部长、老红军范式人还常托人捎这种家乡红米到北京。这种红米的产量每亩也能收成400多斤，在当时算是相当高产了，离开寿宁后，我再也没有吃到红米，后来我打听，可能是政府为了推广新的品种，强制当地消灭高秆水稻，最后由于种种原因，使红米水稻绝种绝迹，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基德的粮食产量高，人均分配粮食自然也就多了，生产队的粮食收成后，分配公式大体是：“公粮——征购粮——种粮——储备粮——生产粮——口粮”。这个公式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特征，公粮是土地税，无偿向国家交付，农民称之皇粮，在农民的意识中，交皇粮是天经地义，是历代都有的政策，家家户户都表示心甘情愿。但是，卖征购粮，农民多是想不通，他们认为，这是城市人吃农民的劳动成果，因为征购粮国家强制定价每百斤大概是12元，不够农民生产成本，国家向农民征购就是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平价供应。完成公粮、征购粮任务后，再安排来年的种粮，这是农业再生产的根本，农民再穷再苦也不能把种粮吃掉，种粮留足后，再留生产队的储备粮，这是生产队应急之用，也可以用作救灾，而生产粮，却是专门为保证插秧农忙生产，由生产队分配到轮流煮饭的农户家中，最后剩下的便是生产队在册农户的口粮，口粮是按人丁分配的，人口多的分配得多，人口少的人家相当于一年都在为人口多的人家干活，这也是农村集体所有制下的基本矛盾，单丁按双份粮分配，知识青年落户后是单身汉，当然也算单丁，可以按双份粮分配。粮食指标分配后，并不是无偿提供，而是凭一年积累的工分值领取，每担粮食相当于9元人民币的工分值抵扣。各地农村生产队工分值有高有低，经济效益好的工分值就很高，这也是当时衡量生产队长能力或评判一个地方经济好差的一个重要民间指标，插队虽然非常辛苦，但我分配在基德这样小有名气的农村劳动，也算是一种安慰。

      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求，知青上山下乡的目的就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插队落户，不敢说会在那“广阔天地”里“干一辈子革命”但每天都“滚一身泥巴”肯定是有的。9月到点后，10中旬就参加割稻谷了，知青们的生产工具首次配发是县知青办运送到公社，再由公社发到各个点的，这些农具有：宽板锄头、镰刀、棕毛蓑衣、大扁担、麻布袋。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农具的原始配给，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执行配给的方法上，经办者没有考虑农作的实际，采购定制的农具很不适合农业生产，尤其是那大面积的板锄，更是难用，连农村的大劳力也用不来。生产工具的不适合，使本来就难以承受艰苦劳作的知青，尝遍了更大的苦头、付出了更大的艰辛。就拿板锄来说，农民用的板锄大约只有知青用的板锄的一半大小，农民能够在造田埂时得心应手，除了长期积累的农技，也有农具比较顺手的原因。10月用上的第一批生产工具是镰刀、扁担和装稻谷的两个麻布袋。小时候我常跟父亲下地种地瓜，有的农活不用教我也会干，但割高秆稻谷一干就是一天，却感到十分疲累。在田间，插队知青前三年的劳动并没有全劳力的待遇，生产队把知青当作半劳力使用，在每个作业组里，都搭配个别小孩、残疾人和知青这样的“半劳力”，因此，我和同队插队的知青郭渊春几乎没有机会同在一个组劳动，都成了在队里分组作业时的“搭头肉”（卖猪肉时，店里会把差的肉搭配好的肉卖），成了三个小组的附属劳动力。这种搭配实际上造成知青在劳动中的“无语”，在一个陌生的人群中，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是插队落户知青相比农垦、茶场知青集体劳动的完全不同世界，也是基德知青点知青最痛苦的一个方面。在1974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我的体力天天都在超强度的透支，除了割稻，还要搬稻、打谷，有一次竟把夹在稻捆中的一只蝮蛇抱到打谷场，差点被咬伤。每次劳动只有到太阳完全落山后，组长才号令大家停止割稻，这时大家都自觉地把麻布袋拿到大木楻前，由组长给大家装谷子，大劳力的壮年人这时都会敞开袋口让组长装满，他们一般能挑回180斤的担子，组长在给我装担子时，口里不停地念叨“插队学生刚刚来，少挑一点”，但还是往我的麻布袋里猛装稻谷。第一天晚上，从不同作业区归来的小组在生产队房屋里过秤，那一天收成的稻谷堆成了一座小山，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挑回的谷子是126斤，这个担子对我来说，也不算太重，因为来插队之前，我是小镇上失学的砍柴樵夫，但这次挑担还是吃力，因为那是我强劳动一天消耗体力后，又过田埂、又登山岭饿着肚子挑回的担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打着赤脚回到知青点宿舍，还来不及吃晚饭，就听见不少同学在诉苦，有的说挑80多斤，有的说130斤，一些个子小的说，农民口头讲插队学生少挑一点，可行动上却没有照顾，差点在过田埂时摔倒。陈榕同学说，是知青办发给我们的布袋太大了，他赶紧把袋子拿来，将袋底的绑带抽紧，这样袋子容量确实小了不少，其他同学纷纷效仿，晚饭过后已经是夜里九点多钟，开镰第一天的超强劳动，泯灭了所有同学的歌趣，知青点已经没有了往常那样的歌声和灯火，同学们都自觉上床睡觉了，大家知道，明天和明天的明天还有一场场超强度的恶战，如果没有恢复体力，将在劳动战场上倒下。

        劳动确实能磨练人的意志，第一年的冬季下来，每个同学除了晒得坳黑外，大家都能挑100多斤的担子，其中大个子叶恩金、林友良、郭渊春和后来的刘新春都能挑上160斤以上，而我个子虽不大，经过农民不断加压后，也能挑到150斤。次年，大家的担子还继续往上增加，到了我被抽调去支援粮食征购任务时，我竟能挑走256斤的担子（两包标准中粮），那时的体力可能是我人生的顶峰。

      基德的工分值虽高，但评给劳动者的工分却总比别的地方低，“老把式”、强劳力一天能评10分到12分，第一年冬季，开头的几天，队里只给我评4分，到收割结束时，上升到了6分，这个冬季没日没夜的奋斗，积攒下的只有300多分，按当时的工分值，也不过30多元钱，这些钱无论如何不够买回队里分配的单丁口粮，还好，插队的前三年，国家给我们知青生活补贴，第一年每月8元，第二年5元，第三年3元。我用积攒的工分和平时省下的生活补贴买回年度口粮，并把最好的红米送一些回家，好让母亲在病中吃到基德的红米。那时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她不能进食硬米饭，只能喝一点很稀的红米粥，也就在我插队的日子里，母亲离开人世，她在临终前，一直盼望我回到跟前，可那时通信困难，没等我从知青点回来，她就撒手人寰，困苦的知青生活，给我留下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为母亲尽孝，也没有让母亲临终见上一面。

      基德的主要农作是种植单季水稻，稻谷抢收后，进入相对农闲时期，天气也开始寒冷，但为了攒够分粮的工分，也为了能够与同生产队的郭渊春同学一起出工，我和渊春向队长申请到一处偏远的稻田翻耕。基德农民是典型的种田人，他们对农活相当考究，他们的执着与认真，造就了这一带“精细农业”的名气。在农业上的诸多精细中，就有对稻田的翻耕这一项，水稻收割后，稻田留下稻草根，人们必须用板锄将稻草根逐墩挖起，并翻转过来，这样稻草部分就压入水里，经过冬季的浸腐，来年春天就烂成有机肥料。我和渊春一天大约能挖一亩稻田的秆蒂，因为实行承包制，每人大约能够赚到8个工分。开头的几天，稻田并没有结冰，干起活来不觉得太冷，后来稻田结上薄冰，早上到山垅里，要脱去鞋子，踩入刺骨的冰田里，脚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但越是受不了，就越要奋力挖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寒冷。我因长时间在冰水里浸泡，又因为挖稻根时溅湿了一整天的衣服，所以插队回来后，一患感冒，风湿反映就特别强烈。

      渊春比我早两个月到知青点插队，年龄和个子都比我大，他劳动起来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在农民群众中，他比我融入的快，群众对他感情比我深，他最崇拜老农恒荣大叔，恒荣大叔在队里是“老把式”，除了队长就属他有威信，因此，也总会在评分等方面帮助他，甚至送他一些地瓜米之类的辅助粮，有一次渊春的小组与我的小组同时收工，两支挑担的队伍在蜿蜒陡峻的岭后湾石岭上艰难攀行，那一次我的担子达147斤，在陡峭的岭阶上，我飞洒着汗水，每登十来台阶就要停下来歇息，并勒一次裤腰带，他挑的担子达160多斤，可他把自己的担子往前挑后，撂下担子又回头向我奔来，硬是要替我挑一程，等到我的担子与他并列时，他又往前冲刺，就这样，他来来回回地在山岭间为我接担子，经他这么接替，我终于跟上了队伍，看着渊春前行的步伐，我的心里一阵感激，那时我想到红军长征爬雪山的情景，仿佛自己就在长征的队伍里。我常想，要不是他那无私的帮助，我可能在生产队里会更加孤独与痛苦。因此，在插队的日子里，我总想跟在渊春后面，有一次，他告诉我，恒荣大叔要我们随他去执行一项任务，那就是到离村最远的岭后湾守夜，为了防止远处成熟的稻谷被人偷割，生产队每年在稻谷成熟时都轮流派出人员去守夜，恒荣叔拎着猎枪，他让我们都穿上棕毛蓑衣，他说蓑衣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避邪（因为穿上蓑衣就像怪兽），二是可以保暖，他带我和渊春到半山的一个灰楼里，他让我们都埋入稻草堆里睡觉，他说，上半夜不会有事。灰楼里的稻草可能长了许多螨虫，一个夜晚，我和渊春都睡不好，身上老要搔痒痒。到了下半夜，恒荣叔把猎枪对准山谷的上空放一枪，即是警告，也是壮胆，那枪声在宁静的山谷里久久回响，也就是这一夜值班，我和渊春都赚到5分，熬夜虽苦，可比起白天玩命地干活，可是轻松得很多。

      插队时，最累的农活除了收割、挑担，还有插秧、做田式。做田式是农艺的表现，在这个时候，“老把式”的技术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一种“烧秧决”的活，其中蕴含着许多科学、经济道理，老农们把秧苗地里翻晒了一个冬季的大片田土垒成一个塔形土包，里面放一垛干草，这些土块码好后，把柴禾点燃，土垒会在柴禾慢火的熏烤下成熟土，经过一周后，把这些熟土整平，引进水源，稻田里就可以播洒种子，“秧决”培育的禾苗，长势好，抗病力强，这种农活虽不一定是基德人创造，但一定是基德人奉行；还有一种农活是造田埂，开头我以为把泥土挖起来糊上田埂路是一件简单的事，可真正让我干起这活，却是相当困难，那泥巴像是作弄人一样，就是不听使唤，挖起来，要么糊不上去，要么糊了一阵子又塌了下来，但是老农做这活时，却一榜一眼的，他们挖、砌，挖、砌，快速而有节奏，糊上去的泥土很快就被拉成一条小小的田埂路，这种小小的田埂路要承受挑重担的行人走过，质量差的，或担子太重的，都有可能在通行时垮塌，队长说，你们插队学生，学会了造田埂，农田的活也就可以毕业了。后来，几经反复，我算是勉强过关，可造出的田埂路并不结实。我承认，直到离开知青点，我还不算是一个应知应会的农田好手。

      插秧季节生产队里实行的是派饭制度，生产队按户数实行轮流做饭，粮食由队里的生产粮支用，菜肴却全部由值日户贴补，各个轮值户都不敢怠慢，最苦的是妇女，值日早餐要在凌晨天亮前吃，还要挨家挨户叫早，我住在村口的知青点里，那个时节的凌晨，村头上都会传来农民呼叫知青吃早饭那此起彼伏的声音，农民叫我的名字有些偏，他们总是喜欢把我叫作“茂林”，每个知青听到呼唤自己名字时，都有一种恋床的反应，说来也难怪，大家正当年轻，本来就很会睡觉的人，昨天的辛苦劳动体力还没有恢复，劳动后的凌晨是多么美好的睡觉时间，可插秧季节，每个人都要“顶着星星出工，摸着月亮收工”，我和其他同学都是撑起了又趴下，趴下后又撑起，反复几次才从床上爬起来，让自己苏醒的最快办法是冷水洗脸。插秧时节吃派饭是不等人的，如果迟到农民家里，可能别人已经吃过饭了，基德人有一句民谣“吃饭溜柴，割稻锯材，播田龙弄闪”说的是吃饭要像山头放枕木一样，一根接着一根快速溜下去，割稻谷要像锯木一样，只听到有节奏的沙沙声响，插秧却是快速的如同老龙弄闪电。在农民家里派饭，不怕你吃得多，就怕你吃得少，因为吃少的人肯定不长劲，吃饭中，我见识了民谣的“溜材”，农民们吃饭的速度那可是快得让我无法跟上节奏，生产队给每人每餐的粮食定量是一斤六两大米，轮值户就是按这个量下锅的，会吃的人，能够一口气吃下12碗饭，我无论怎么吞，最多只能吃3碗饭。有几个农民吃完饭后肚子圆得像孕妇，无法下蹲，我问他们干吗要这样吃，他们有的说，“这是集体的饭，不吃白不吃”，有的说“不是我吃了饭，是锄头柄把饭都消耗了”，有的还讥讽我“你吃那两口饭，看你怎么到中午！”这一句话，我是深有体会的，3碗饭后，干活不到太阳当午，我已经是肌肠咕噜，肚子饿得是前胸贴着后背。我是单身户，在生产队里，凡是单丁户都不轮值做饭，我们在插秧季节的早、中饭几乎都在别人家里轮流，只有晚上收工后才回到知青点各自解决自己的晚餐。

      在插秧季节最让我晦气的是有一次挑大粪摔了一个仰天大跤，插秧时，农民为了秧苗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他们会用一个尿桶里装上一桶牛骨灰、稻草灰、人粪尿混和的肥料，把秧苗的根部沾上养分，放入插秧专用平底木盆，其他农民领到一盆后就推到田中进行分株插苗。插秧的技术标准主要是插下的秧苗成活快，秧苗之间的距离适中且形成整齐划一的行距线条，完成一丘插秧作业后，“老把式”都会叼着烟袋眯起一只眼睛去评判作业质量，在这种作业上，挨骂最多的是半劳力，插队学生不例外。为了逃避插秧行列不能整齐划一而挨骂，我自告奋勇去挑大粪。1975年的春天，一阵小雨过后，我打着赤脚从村里的灰楼间把昨日会计向村民收购的两桶大粪挑往秧地，路过村里的斜岭时，赤脚踩在被打湿的光滑的石头台阶上，不小心滑倒了，身前的一桶大粪沿岭泻去，身后的一桶大粪却当顶扣到我的身上，这一失足，不仅让生产队损失了2元粪钱，而且弄臭了村里的半个街岭和我的全身，我管不了春寒料峭，一溜烟地跑到河里，洗了半个小时，那时没有很好的沐浴液，我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三天后点上的知青还说我身上仍有大便的臭味。至今我仍然认为那是我人生曲折的一个晦气根源，被人诬陷与被大便污身似乎都是一种注定。

      刚到知青点时，全点的知青中，有一半是共青团员，没有一个党员。叶恩金同学是被公社长期借用后，上级指定入的党。我和一些年纪小的同学都不是团员，为了争取入团，我们是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组织考验。1975年冬季，寿宁县为了修通县城通往芹洋公社的公路，举全县之力进行工程建设，上级把义务工的指标定6名给我们大队，大队派了一位退伍军人当领队，其他5个义务工采取志愿报名确定，我和其他4位同学加入了志愿行列。开公路的义务工没有工分和工钱，而且需要自带口粮、被铺，我们几位就住在广地大队的牛头山村，在一个农民家的阁楼上打了地铺，工段临时指挥安排了适合做饭的义工当炊事员，每人的饭盒装上自带的大米后，交到大棚里的食堂蒸熟，有了饭，又要弄到菜，大家买了几只小咸带鱼纽，一人分配一只，几天下来也没有吃到青菜，同学们大骂那个村庄的农民懒，连个青菜也种不了卖。手工挖土耗力很快，也容易饥饿，可附近没有货担叫卖，大家饿了，只能到田里喝些田水。寿宁山多，所有公路都是坡陡路曲，我们奋战四十多天后，公路铺平了，但还要进行压实，压路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打夯，七八个人围在夯桩边，拉着绳子，随着一声声号令，桩子在新建的公路上起起落落。另一种方式就是拉滚轮压路，相当于现在的压路机，滚轮是一个圆通的巨石，滚轮的两边各站10来个人，大家像嘉陵江上纤夫，身上挂着粗大的绳子，弓着背，齐力拉着大滚轮走，打夯与拉滚轮时，号子震天，歌声响亮，有一个领头的大喊一声“同志们加油干呀”，旁边的人一起喊“嘿哟嘿哪”，领头的又喊“同志们不怕苦呀”大家再一起应“嘿哟嘿哪”，还有“修路为了啥呀？”“嘿哟嘿哪”，“修路为人民呀”“嘿哟嘿哪”等等，这些号子在劳动场上能够起到力量凝聚和步调一致作用，那场面是相当的壮观，很多学者把音乐的起源归为劳动号子，我看一点也不为过。芹洋公路修通后，我们也就完成了任务，打了铺盖卷回到基德，后来又参加了石后、官田公路建设，经过了类似多次主动申请，义务奉献，我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得到以基德大队退伍军人徐秋弟为书记的团支部认可，1976年夏，在我离开知青点的前一个季度，我的入团申请才得到批准。

      基德知青点最大的课题就是煮饭问题，开始的时候，知青点定了轮流做饭制度，每个人值日一天，轮到谁煮饭，谁就不能出工，煮饭任务仅限于蒸炖饭盒里的饭，不包括做菜。后来发现，这种制度不利于劳动，而且知青的煮饭技巧也不是熟练，吃夹生饭是常有的事。为了解决食堂问题，第二年到来时，点上经过反复讨论，聘请了一名当地妇女做饭，一日三餐，还是只蒸饭不做菜，每月工资12元。点上的总务由我担任，有一个月我把大家凑足的工资拿给了她，可她几天后却矢口否认领到工资，她是农民家属，我吵不过她，只好认倒霉，把两个月的生活补贴都用于还这笔工资的亏空。知青点的后园是大队分配给我们的菜地，大家都在地里各显身手，种些萝卜、青菜，除了青菜可以自给外，知青们几乎没有什么钱可以拿去买猪肉、咸鱼等荤菜，一半的知青家里条件稍好一点，偶尔会寄些肉酱、酸菜炒肉这类不易腐臭的好菜贴补生活，性格大方一些的知青藏不住，一拿出来就被几个饿狼般的同学“共产”了，有的同学不愿意被人“打秋千”，收到自己家里寄菜时，就悄悄锁在房间自用，背后大家议论纷纷，特别是被“共产”的人觉得吃亏。记得在1974年9月我们第二批下点时，先期两个月到点的知青为了“欢迎”县知青办王副主任检查指导工作，到后门的地里摘回几株萝卜叶，就用没油的锅煮熟，洒上几粒盐巴，这又苦又涩的萝卜叶农民喂猪都不用，可被我们当作招待上级领导的唯一的菜肴，那是比忆苦饭还差的午餐，大家坐在王副主任身旁默默地吞着饭食，王副主任那餐饭吃得相当尴尬，他用汤匙吃了几口饭后，就推说胃不舒服不吃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来基德点探望知青，我也没有看见过其他什么领导干部带领什么随从来到知青点过。在点上用餐，大部分都是没油没菜的日子里，大家只吞些米饭，使得肚子越吃越饿，那个时候，有一碗虾米开水汤算是一流，有位知青亲戚寄来半斤虾米，他在碗里放上几只，再洒些盐巴和酱油，并滴上两滴猪油，开水冲下以后，那油花在碗上滚动，那香气在走廊弥漫，大家真的是馋涎欲滴。只有马零薯收成的季节，大家可以展示做菜技巧，有一次大家举行了马零薯做菜比赛，林友良嫡传了他父亲的手艺，菜做得特别好，卢智水平时不说话，但做起土豆泥却是一流，而做得最出色的柳应亨，他有一道烤饼获得了评比第一名。知青点没有经济来源，知青也没有什么钱可以买肉买鱼，生活过得十分艰辛，林友良同学突发奇想，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山上不是很多老蛇吗，我们可以去抓蛇，就这样，知青点里掀起了捕蛇热潮，蛇捕到后，由林友良操刀，他用铁钉把蛇头钉在门前的木电杆上，再用小刀把颈部割开，然后把皮一扯，最后到尾巴前段一刀下去，一条白白的蛇肉就挂在上面，我天生害怕老蛇，不敢摸，但他们硬是分配我和两位女生到河边把切成块段的蛇骨髓抽出来，蛇虽切段，但每每触到抽筋时都会动，蛇肉一抽，我心一跳，真是没办法，一条蛇肉可以熬很多汤，大家装上一块，也算是开了荤。基德知青点的抓蛇补餐行动名声远扬，有一天居然登上《福建日报》，加花边的评论赞赏知青的创造精神。梅新点长的主要精力还是管食堂，当时遇到还有一个问题是柴火常常接济不上，点上的人开始时靠点长带头砍柴，还算有积极性，到后来一些同学没有砍柴或少交柴火照样过日子，大家只好定下一个制度，每人每月完成200斤柴火任务。有了这个制度，同学们一抽空就会自觉上山砍柴，说来好笑，像是种自留地一样，任务分解以后，谁都不愿意少挑少砍，大家一有上山都是满负荷地归来，林友良、叶恩金、刘新春的担子竟然重达180多斤，别人上山两趟才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些大汉手里，只要一次就接近完成。

      在插队的年代，能有现金兑现的打工被我看来是一件不错的活儿。基德是一个大队（行政村）级的村庄，县供销社在村里设一个供销点，有2个职工在店上柜台营业。供销点的货源，一般由拖拉机运来，大宗货物却由汽车载运。供销点就在知青点的旁边，我打听到每卸下一拖拉机的货物，店里会按一吨货物计算给付搬运费7角钱。我算了一算，这是不错的收入，一拖拉机货物，顶多一个小时就可以搬完，赚到7角钱相当于在生产队拼命劳动一天半，况且那时我已是浑身有力，不使出力气好像很难受。有一天，供销社来了一辆解放牌带拖斗的车，运了整整7吨食盐到基德，供销社老张问我能否扛得下，我估算，如果不接任务，下次有车来，可能任务会被别人拿走了。于是，我坚定地把任务扛过来，恰好吴文介同学愿意共同参与。食盐的国家袋装标准是每包净重180斤，吴文介同学长得有点象现在的“潘长江”，他个子小，我让他在车上负责拉盐包到车门口，而我负责把盐背到二十几步远并有十来个台阶的仓库码好，那时公社党委徐秘书路过村庄，他跟我说：“小张，不能这样干，盐包很重，七吨车呀，你一个人扛，会压死人的。”我谢谢徐秘书的好意，但我不能舍弃这个机会，就这样我不知背了多少个180斤大盐包，这在中国搬运史上恐怕也是罕见，至今想来，就是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当苦役，恐怕也没有我在半天完成这样累的活，搬到最后的一两吨时，我确实有些支持不住，换下吴文介来扛，可他扛了三包后跟我说，“我个子够不着车厢，还是你扛吧。”我抹了一把热汗，扎紧裤腰带，又继续着那场搬运，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了搬运任务，我和文介同学一共拿到4元9角的工钱，文介说，我付出的劳动更辛苦，多分1角给我，这样，他得了2元4角，我得了2元5角。在搬运盐巴进仓库时，我看到里面堆着一批很好的咸带鱼，供销社的同志让我挑选，我用搬运所得的钱买了几只带鱼，洗后凉在知青点的篱笆墙上，这天晚上由于过度疲劳，我提早睡觉忘了收回带鱼，第二天醒来跑去收时，只剩下2只，其他不知是被动物叼走，还是被人偷走，我无从考究，但我对那场玩命拼搏终身难忘。

      基德知青点的劳动强度大，这是公认的，老百姓每到农忙季节到来前，都会弄些狗肉等大补的东西补补身体，因此在农田里，他们活像一只只老虎。而知青的生活比农民群众更困苦，一日三餐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哪里去搞营养食品进补？点里的同学有几个胃病，劳动回来后不想做饭吃饭，有的甚至连腿上的泥都懒得清洗，状况比较差的是“耳朵垂”卢明强同学，他的体力无法连续出工2天，必须出1天工，休息半天，好几次他摸黑从地里回来，扔下锄头就躺到床上休息了，他说胃不舒服，吃不下饭。这个“耳朵垂”最终还是撑不下去，在我离开知青点后不久，他就累死在地里，听到那个噩耗，我感到一阵茫然与悲伤，回想在我失学以后的日子他与我一起外出求工，回想在知青点上他那悠扬悦耳的笛声，我为失去知青伙伴感到可惜和无奈。个子小的吴文介，在参加工作两年后也在职业岗位上死去，而我参加工作不久却在大战“红五月”的奋斗中因公伤残。这些是命运的注定，还是当初坐救护车上山下乡的预示，大家不得而知，但有所怨言。

      在凤阳公社一共有两个知青点，另一个点在距离基德10里远靠近公社的福后村，这个点的知青人数与基德点相差无几，但劳动方式却完全不同，点上一半是女生，大家集中在一起生活，他们的劳动地点在茶场，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一起吃饭、一起唱歌，劳动对象是单一的开垦茶园、种植茶树、采摘茶叶，我们点的知青认为，那是知青生活与劳动的天堂，我们的条件与之对比可以说是天上地下。基德知青点一些同学平时有一些牢骚，主要也是对县上给我们安排这样的艰苦环境有意见。有一次大家一起到福后点交流劳动体会，回来后，大家设想创造那样的聚合机会，于是向大队支部书记提出，让我们全体人员到大队农场搞几次集体劳动，开垦荒地，种植苹果树。大队当然同意，因为这是无偿劳动，我们点组织的这种劳动有好几次，基德西北的一片荒野被我们种上了“大元帅”品牌的苹果树，大家都对果树寄托了美好愿望，希望未来的人到这里摘苹果时，能知道这是我们这一代知青义务奉献的结果。有了心灵上的美好的憧憬，就有一股激情的涌流在心间回荡，大家在山上一边挖树穴，一边对山歌，我专门与大家搞成语接龙，整个劳动充满着欢乐与轻快，在这种氛围下劳动，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不一会儿日头就移到收工的杆线。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认定基德点是中国知青劳动与生活的标本。我想全国1600万知青，真正像基德点那样插队劳动与生活，恐怕不占多数。基德知青点的每一个知青把农场集体知青生活、甚至北大荒集体知青生活当作一种待遇与奢望，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的劳动和生活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

      在那个时代，知青虽然辛苦，但仍然被作为一支政治力量，与时代的政治气息紧密关联。1975年原在中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再度被“四人帮”整倒，全国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每个知青都要写心得体会，在此汹涌的“潮流”中，个别缺乏分析的知青写出符合“四人帮”政治要求的“心得”，有的知青还飞舞着拳头，表示与走资派决裂、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决心。我是经历失学痛苦的人，我总觉得邓小平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这句话没有错，在讨论中，我还列举了上山砍柴，我说“不管你张三也好，李四也好，食堂烧火，能砍到好柴的都是点上的好知青”，我那时完全是出于对食堂柴火得不到保证而提出的看法，个别“革命觉悟”特别高的知青赶紧批评我，认为我的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革命立场不坚定的表现，有的索性矛头对准我，说我的“砍柴理论”模糊了阶级性，是“邓二”表现。在此之前，知青点门前有一块土地长期被抛荒，在一个下雨天，同学们都在房间弹琴、吹笛、聊天，我悄悄地穿上蓑衣，花了半天时间，把这块土地拾掇成一块水田，我把它作为试验田，向农民讨来最好的秧苗，希望秋天有一个惊人的产量。搞这块试验田时，我并没有私心，更没有想把收成当成一种出售商品。但是，这件事成为一件严重的走什么“道路”的政治问题，因为，在我插队的集体经济年代，公社对私人种些地瓜、马零薯之类的副粮是默许的，但种稻田却是严禁的，谁敢私自种田，那是“反革命分子”，知青点的同学没有扣我“反革命”帽子，但在批邓中，有的同学还是提我立场问题，我觉得相当委曲，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到门前的试验田里施肥，只好任其杂草丛生，到了冬季，上级分配给知青点12只小鹅，没有人给这些小生灵喂食，我实在看不过，把这块试验田里的稻谷收割给小鹅吃，鹅群后来被陆续宰杀，我到斜滩大桥工地劳动，赶不上吃鹅肉，梅新点长给我留了一碗，后来看我没有回来，还是让大家吃了。

      在我们知青点还发生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那是1975年秋，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农民徐秋弟晚饭后惊呼，看见刘厝村方向有降落伞和气球降落，这个消息惊动了公社、县武装部及福安军分区，上级指示基德基干民兵迅速组成小分队直插刘厝空降点，我们知青点的全部知青都是武装基干民兵，1974年冬季练兵时，每人都发了一支半自动步枪或冲锋枪，平时大家都把枪支挂在床铺的墙壁上，接到任务后，民兵营长蔡阿吉给每人发五枚子弹，他说情况很危急，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要大家子弹装夹，并把子弹上膛，最后检查每人是否把板机保险关住，公社武装部长乘坐供销社的拖拉机来了，他作了简单动员：“军分区首长指示，凤阳公社承担突击任务，公社方面已经组织另外2个小分队，从两个侧面包抄，你们这个小分队距离出事地点最近，可能最早与敌人遭遇，希望大家保持高度警惕，完成抓捕台湾特务任务”。他还压低声音告诉大家记住今晚行动口令“39”、“27”，他宣布遇到情况时先喊“口令”，对方回答“39”，并会叫“回令”，你们领头的一位必须快速回答“27”，口令不符你们就开火，先发制人，否则就会吃亏。那天晚上下着绵绵秋雨，我胸前挂了支冲锋枪走在向导的后面，搜索了通往刘厝村的每一个灰楼、小山岗，当我们一路搜索到了刘厝村附近的一个无名山湾时，发现山湾下面隐约有手电光在闪动，大家迅速埋伏路旁，当对方走近时，站在第一位的同志大声喊“口--口---口---令”，显然他是紧张的情势下喊话的，对方被突然喝叫也慌了，连忙回答“3--3---3---39"，最后，等我们回答了回令后，警报才解除。原来，徐秋弟看到的所谓降落伞、气球是刘厝村的小炼铁炉上升的火焰，根本不是什么台湾特务空降。这一夜把大家折腾得全身湿透，回来的路上，秋弟觉得不好意思，在路边顺手拔了一些刘厝村田埂豆挂在刺刀上，那阵势我看了就想到鬼子进村。回到知青点已是深夜，秋弟排长说煮豆吃暖暖身体，这时，叶恩金同学没事拉了一把枪栓，不小心走了火，正在灶坑边烧火取暖的叶秋弟抱着头一下子钻进另一个没有烧火的灶坑，当他灰头土脸地站起来看究竟时，叶恩金又说“我就是这样拉一下”，结果又走火了，子弹打破屋顶的瓦片。那时基干民兵排长兼大队团支书的叶秋弟还没有批准我加入共青团，我心里有气，心里老想，这样胆小如鼠的人也配当民兵排长？

  在插队军训时，我还经历一件危险的事情，1974年冬季民兵集训结束进入实弹射击时，民兵营长蔡阿吉说实弹分打枪和投弹，两者只能选其一，我觉得子弹是三发，手榴弹只有一枚，不如打枪，于是我选择打枪，可三发子弹射完后，叶希春向营长提出，再要扔手榴弹，我也跟着要投弹，阿吉营长是一个非常慈善的人，他同意了，希春排在我的前面，轮到他扔手榴弹时，信心百倍地说“我是练武的人，我一定会扔得最远”，他站在掩体上使劲甩出手榴弹，但手榴弹不知去向，他傻登登地站在那里看着手指上剩下的手榴弹铁环，蹲在山坡背则的我发现叶希春没有把手榴弹往正前方扔，而是滑到在后方等待的我的面前，手榴弹在地上滚动冒烟，情势万分危急，阿吉营长只能在希春和我之间选择一个保护，他冲向希春，把他压入掩体，而我却本能地往后打滚，这时手榴弹响了，那爆炸声音和弹片“吱、吱”地在我耳边飞过，爆炸点炸出一个大坑，周围的土皮连草带根全部消失，假如我迟钝一秒，那我今天恐怕只是一堆白骨了。因为这件救人的事迹，阿吉营长被登上《福建日报》，同学们为我庆幸的同时，少不了责骂希春吹大牛，可我知道，他是事与愿违的失手，生死有命，我们都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但我们感受了爆炸的声音，尤其是我感受到弹片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刺激，那与亲临战场多少也有一点相象。

      知青点的劳动十分繁重，生活却是相当单调，下雨天或下雪天，知青们都困在知青点的土屋里，爱睡觉的人长天赖在床上，爱乐器的人不停地玩弄笛子、二胡，不会乐器的干脆哼起小调，其中最流行的是一首《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们可爱的故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随着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未来的道路是多么艰难，生活的脚印，深淺在偏僻的异乡------”这是一首十分伤感的曲调，男生在唱，女声在和，唱着、唱着，有的同学就流下泪水，我虽然已经长成少年，但每听到同学们唱这首歌时，我就特别伤感，失学的往事又浮现在自己眼前，尤其是想到病中的妈妈，我更是痛苦难忍。还好，每当我伤感时，我都有一种鞭策力在驱使着自己，那就是“我要学习高尔基，生活就是我的课堂”，因此，别人的调侃聚会，也就是我最孤单的时刻，失学困苦让我养成了喜欢躲在静处偷学的习惯，我抱着从别处借来的高中课本，吃力地学习，就这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是晴天出工，雨天读书，不懂的问题就去请教智水、秋松、培玉，硬是把高中的基本课程啃下来，所以，我的插队生活就像基德稻田的红谷一样，硕实而饱满。如果没有当初那样的铁心学习，我不可能有今天的知识积累，我感谢生活，感谢为我制造种种磨难的决策者和参与者。

      1976年10月，我和梅新点长有幸成为第一批离开知青点的招工对象，那天下午，我们出工回来，大队党支部书记找我说，接到公社转来招工通知，要求在今天午夜12点前赶到县革命委员会劳动组报到，否则招工指标作废。凤阳公社在寿宁县的版图中，就像中国地图中的广东与北京的结构布局，从凤阳到寿宁县城，有八十多里路，我和梅新接到这份十分珍贵的通知书后，一点不敢怠慢，两人商量，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跑步争取时间。我们各抓一条毛巾，开始了一生以来最为紧张的一次马拉松跑步，一路上汗泼如雨，跑着跑着，后来身上的汗水结成了盐巴，正当我们跑到斜滩公社时，县里来了电话，说是可以延长一天到达，家里人在斜滩拦住我们。说实在的，跑了三十多里后，我们已经无力再续后面的五十多里，第二天，我们乘上每天只有一个班次的福安——寿宁公共汽车，劳动部门把梅新分配到省地质四队，赴龙岩搞地质勘探。那时，我已经有了对象，家里人希望我不走远，所以没有去省地质队，也没有去省茶叶科学研究所，我就近分配在县国营农械厂。工作不久，我曾回到知青点看望老同学，并带去一些食物，那时“耳朵垂”已经去世，回到点上，我的心情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沉重感，我恨不能让点上的同学与我同行，走出大山。

      在这里，我还想凭着自己的记忆，写出每个知青在我印象中的个性：

  梅新，知青点点长，南下干部后代，性格厚实，个子微胖，他是我的出气筒，我常在他的面前闹脾气，可他却总是好言相抚，他有点长风范；

  林友良，知青点的体育强手、捕蛇大王，说话时会瞪眼睛，但结尾总带笑意，他是提前进入全劳力的汉子之一；

  叶恩金，有文化和领导天赋，能说会唱，插队不久即被公社抽调工作，是知青点上不用脱鞋下田的好命人，他发明了用蓑衣压被铺的办法，可以在下雪天御寒。有一次参加县里文艺汇演，他演《杜鹃山》里的雷刚，我演赤卫队员甲，他和我还参加庆祝保卫西沙战役胜利的演出，那首歌的第一句是“祖国的西沙为什么这样美、这样美”；

  郭渊春，最能帮助我，也最能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务农好手，知青点后门的菜地，数他的土丘拾掇得最整齐；

  吴文介，个子长得像潘长江，体力不大、牢骚最多，离家遥远，总是惦记谁家有寄菜到知青点，好凑个热闹，打一点“秋千”；

  卢培玉，卖力学笛的人，闲时总是不停地动动手指，说是为了加强指法训练，吃饭时，他常说一句小时候大人哄小孩的话“好吃贵，变阿贵”，意思是在没有菜时，用想象的菜配饭，也可以把饭吞下去，他常用酱油沾饭吃，后来成了音乐家，是中国音协会员；

  卢智水，说话委婉细致，是个很少与人争执的安静小伙子，插队时考入中专，后被分配在国家水电企业当技术员；

  陈榕，被点上知青荣封“队副”，他也常常以其负责的话语和行动，担当这个封号，在他的床铺底下藏有一个没有加锁的木头箱，箱板之间放一个带须的小地瓜，算是用锁记号；

  叶希春，具有神秘感，平时爱练武，肚兜上常绑一根红带子，有一段时间，他来无影去无踪，据说他在插队不远的地方拜了一个师傅；

  柳应亨，点上的白面书生，曾被封为“一号美男子”，有一段时间被借到村医疗店当药工，差一点被村上一位姑娘缠上，幸好在同学们的提醒下，早作保护，否则很可能在基德“扎根”；

  卢明强，外号“耳朵垂”，吹一手好笛子，只是身体虚弱，英年早逝，客死他乡；

  卢秋松，爱干净的小伙子，喜欢开玩笑，没事时，突然吹一声驾马的口哨，不知什么时候，把叶希春的姓改为“王”，从此，知青点上被人说笑话的人都姓“王”；

  叶加康，一手好字、一把好锄，说话稳重，用锄精细，菜地里，属他种的菜长势最好。很多时候人们改称他为王加康。

  刘新春，遇事常拿自己主见，有个性、挑重担的壮士，只是在分配东山离村的劳动上，实在表示无奈；

  刘赐忠，带着耳病到农村，边治病边劳动，因此，在围侃中，他一般不发表主见。但他有一手好厨艺，做菜花样新，好味道。

  何石安，知青点中的小不点，个子小，说话总是附和老大哥，也总是被老大哥们呵护，有一天野地里两只狭路相逢的大公牛顶角大战，最后输的一头没命地跑到他的房间，差一点引来另一头公牛掀翻知青点土屋；

  张茂怡（本文作者），一个由《人民日报》社批转寿宁县知青办，并由“支左”解放军林主任亲自督办的上山下乡的自求者，喜欢读书钻研，点上管食堂、大队顶义务、无偿工做得最多，也是最早走上工作岗位的知青；

      陈美英、叶秀妹，男知青梦中的“洗衣机”，可她们各自真正的服务对象只锁定一人，最后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美英成了梅新点长的终生伴侣，秀妹嫁给后来进点的龚运发。

      基德的知青生活至今已经远离我们近40年，时光可以无情流逝，但往事却总是让我们这些经历艰苦磨练的人永远珍藏，从基德走出来的人都是特别会吃苦的人，也是特别能承受的人。结束知青运动后，人们对那段历史有着不同的评说，一些大城市的知青可能由于落差太大而产生很大的逆反与埋怨心理，许多人甚至把那场知青运动看作是对一代人的摧残，而我尽管受尽磨难，我却始终对那段生活有一个正面的回忆。“知青”这名词对于我们这一代亲历者来说，是“左”还是“右”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从中提炼出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承受、特别能奉献”精神，而这种精神在物欲纵横的现代社会里，却是最为缺乏的元素，可我和许许多多有着知青履历的人最为自豪的是拥有饱满的这种元素，这就是我总是坦然面对荣辱，选择朴实淡泊的内在支撑，当你遇到再大的困难与挫折时，只要你想想失学的求生过程和插队的知青生活，把思想放回过去，感悟曾经的种种磨难，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