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60年代，安排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
巴彦淖尔地处祖国北部边陲，所辖河套平原，土地肥沃，可资开发土地多，人口却相对较少。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都着中了这块安置知识青年的“宝地”。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为贯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精神，内蒙古自治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于1964年4月2日成立；5月23日—31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工作会议”，确定之后七年内以巴彦淖尔盟黄河灌区和哲里木盟辽河灌区作为安置知识青年的重点地区。这就预示着巴彦淖尔盟即将迎来安置知识青年的高潮。在此之前，巴彦淖尔盟于1963年就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之后又成立了“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64年3月，就有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首批知青来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五原县和乌拉特中后旗插队落户。5月，又有包头市300多名知青来到河套平原。到1964年5月，全盟各旗县都已成立了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
巴彦淖尔盟安置知识青年的真正的高潮，是从1964年夏季开始的。这年6月8日，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旗县行动起来，认真做好知识青年安置工作。此后一月之内，就有来自呼和浩特和包头市的579名知青，分别到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杭锦后旗、临河县、五原县的十七个人民公社插队落户。7月15日——8月7日，又有包头市知识青年114人分赴临河、五原和杭锦后旗插队落户。7月18日《内蒙古日报》刊发专题报导称“巴彦淖尔盟从上到下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热情欢迎知识青年安家落户”。这说明，无论从组织上和舆论上，都为这个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接着，1964年8月9日，呼和浩特市一批知识青年158名赴五原县和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农村和牧区安家落户。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64年8月，巴彦淖尔盟已安置来自呼和浩特和包头的知识青年846人。但是这个高潮才仅仅开始。9月5日，又一批呼和浩特知青100余人 ，分别到五原县和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农村、牧区插队落户。9月到11月间，又有包头市三批知青计80余人接踵而至，分赴杭锦后旗和五原县插队落户。这一年内，还有白云鄂博矿区的51名知青分别到临河县、五原县和杭锦后旗农村落户。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巴彦淖尔敞开了她宽大、温暖的怀抱，开始接受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
在此期间，在巴彦淖尔盟委的组织安排下，几个粮食生产大县都派出了县长和公社书记或社长，到北京和天津接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1964年7月初，首批北京知青100多人来到了临河县和磴口县插队落户，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0多岁，最小的仅13岁，是跟着自己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下乡来的。
当年规模和声势最大的一批，要数1965年7月29日，首批760名天津市下乡知识青年一齐落户五原县。这一批下乡知青，其构成全都是本届高、初中毕业生，绝大多数是天津市机关干部和工人的子弟。他们从天津出发的时候，天津市四千余人集会热烈欢送，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胡昭衡到会讲话。他说：“内蒙古的河套平原是很富饶、大有前途的地方，你们在那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你们下乡后要准备克服困难，不断克服困难，这就需要有不断革命的精神。革命精神与战胜困难是一致的。你们要学习革命本领，又红又专，改造农村，改造自然。”中共五原县委副书记高文厚代表五原县党委、人委讲话，热烈欢迎天津知识青年到五原安家落户。知青代表、天津铁路一中毕业生冷洁，代表全体下乡知识青年向党表示，要把有限的生命献给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使自己的青春在内蒙古放射出美丽的火花……插队知青途经呼和浩特时，受到自治区党政领导以及两千多人热烈欢迎。知青们高喊：“感谢党政领导的关怀！”、“以农为业、以社为家！”、“红在内蒙古，专在农村！”、“海可枯、石可烂，一颗红心永不变！”
作为历史的记录，1965年8月8日《内蒙古日报》第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为《首批到我区农村落户的天津知识青年去五原》的报导。报导称：“七月二十九日，首届七百六十名天津市下乡知识青年，在前往五原、途要呼和浩特时，受到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及两千多名中、小学生的热烈欢迎……呼和浩特车站，彩旗林立，革命歌声到处飘荡。上午11时许，当载着天津下乡知青的列车进入车站后，等候的人们以春雷般的掌声，向到来的天津市下乡知识青年表示热烈欢迎。”当时，天津市第十六中学高中毕业生袁明礼，代表全体知识青年宣读了感谢信，表示一定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定要红在五原农村，专在五原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奋斗。列车途经包头时，又受到包头党政领导和群众代表五百多人的热烈欢迎和欢送。这一大队人马在五原刘召车站下车，旋被接入五原县城，接受五原人民的热烈欢迎之后，即按照县里的分配，奔赴所去的公社和生产队。
之后，又有两批天津知青来五原插队，1965年内五原县分三批共迎来天津知青1024人.
再看临河县欢迎知青的情景。
1965年8月11日，正是河套平原小麦丰收、瓜果飘香的季节，人数最为集中的一批北京知青共643人，一次性乘火车来到巴彦淖尔盟临河县。
那是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明丽的阳光照耀着五彩纷呈的河套大地，天地间像是洋溢着无限的喜气。
这一天，县里的所有机关单位，都提前接到通知停止办公半天，所有的行政人员和工人、市民，被组织起来到离城还有四、五里的火车站去迎接知识青年。许多中、小学生也排成队列，高擎红旗，敲锣打鼓赶来，场面显得十分隆重而热烈。随着太阳的冉冉高升，有组织的队伍都走向了车站，更多的人则集聚于车站到县城的道路两侧，形成了几里长的夹道欢迎的队伍。时间是早晨7点多钟，一列火车鸣着汽笛，从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隆隆驰进站台，最后缓缓停靠在了站台边上。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人们顿时像潮水一样涌动起来，早已经守候在站台上的秧歌队，伴随着锣鼓喧天和鞭炮齐鸣欢舞起来。翘首而望的群众，都纷纷涌向列车，又自觉地止步在划定的白线之外。随着列车停稳，车门开启，知识青年井然有序地走下火车。他们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件行李，还拿着一面小旗子。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来到站台上的县委和县政府的十几位领导走在最前面，许多的群众跟在他们的后面，迎了上去。
霎时，下了车的知青站满了站台。欢迎的人们没想到会有这多人，为了腾出地方，迎接的人一部分先行撤出了站台。知青们被这热烈的欢迎场景所感染，脸上连夜坐车的倦色顿消，大家高呼着革命口号，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在一片热烈欢迎的呼喊声中，迈着雄健的脚步走出站台，重新聚集在站外广场。在这里，他们聆听了临河县委领导代表全县人民所致的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接受了当地学生代表敬献的鲜花和旗帜。知识青年代表也宣读了“扎根农村、革命到底”的决心书。最后，在一片充满豪情壮志的口号声中，知青们乘上了临河县组织的披红挂绿的解放牌汽车和一些杂牌子敞篷车，还有的坐着马车，向着县城进发了。沿途欢迎的人群手拿花束，不住地向知识青年们招手致意，高呼欢迎的口号。车上的知青激动地流出了眼泪，车子过后，欢迎的群众又跟在后面进了城区。这时，城区里彩色横联挂满了街头，到处贴着欢迎知识青年来临河插队落户的标语，同样有许多群众，手里擎着条幅和红旗，高喊着欢迎的口号。然后，分配到知识青年的公社和生产队，都派来了佩戴红花的骡马大胶车和马驴车，兴高彩烈地把分配给他们的知识青年接走了。
这样的欢迎场景，那一年在磴口县、杭锦后旗和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都出现过。欢迎的都是来自北京、天津的知青，以及来自呼和浩特和包头的知青。
据有关方面统计，到1965年5月，巴彦淖尔盟已安置城镇知识青年2890人，其中来自呼和浩特和包头的1551人，盟内知青1339人。1965年下半年，全盟又安置来自北京和天津的知青2367人，安置呼和浩特和包头的知青近300人。这样累计算起，1964和1965两年，巴彦淖尔盟共安置知识青年约5500人，其中北京和天津知青2367人，呼和浩特和包头知青约1850人，其余为盟内知青。
1968和1969两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一次掀起高潮，在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它已从正常的对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而发展成一场群众运动。究期历史原因，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所执行的教育路线，废除了原有的升学考试制度，致使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不能按部就班地升学，而投入了一度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这三届初、高毕业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到196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红卫兵”运动渐渐平息，但上千万的“老三届”毕业生滞留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更重要的是，时下的政治斗争已不再需要他们，这批有着“革命造反”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命小将”集中在大中城市里无所事事，长此下去，必将成为社会的包袱，甚至会成为破坏力量。而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惟一出路就是上山下乡。
1967年10月，北京25中高三毕业生曲折等10人自发组织起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白音宝格公社插队落户，成为一代青年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角色转化的开路开锋。他们的行动立即得到了当时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196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北京一些革命小将自愿到内蒙古当普通社员》的报导，说“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代表了革命知识青年的方向”。果然他们的这一行动拉开了“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很快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号召下，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的高潮在全国兴起，一度震撼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也很快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所替代。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有关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导，在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再次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吹响了号角，不仅使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热潮，而且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由原来的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演变成了或者说加进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内容。
毫无疑问，在这次全国性的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中，巴彦淖尔又首当其冲，成为安置知识青年的重点地区。就在北京市曲折等10名中学毕业生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音宝力格公社插队，10天之后，1967年10月19日，就有北京第九中学，石景山中学、北大附中和北京女八中等学校的一批高中和初中毕业生，来到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长胜公社插队落户。
由此巴彦淖尔盟安置知识青年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从1967年10月开始，大约持续到1970年底。其中1968年上半年，主要是做宣传舆论和组织工作。从1968年7月至9月开始，先后有呼和浩特和包头、北京等地两千多名知青来巴彦淖尔盟插队，其中北京知青487人，包头市知青1042人。1969年初，也就是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发出之后，内蒙古自治区于2月25日——31日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军代表讲话说：“内蒙古这么大……而只有1300多万人口，内蒙古养活三四千万人不成问题，我们的土地面积很大，河套土地最好，每人平均七亩地……内蒙古这样多的土地……条件虽然差些，但人多经过加工还是可以改造的。内蒙古可以容纳很多人……”这就再一次表明，国家还要往内蒙古安排许多知青，而河套是主要目标。果然，这次会议之后，许多大中城市的知青安置部门都瞄准了河套这个目标，比如包头市1969年动员13000人下乡插队，要将其中5000人安置到巴彦淖尔盟。这一年中，北京、天津和呼和浩特也又有一批批知青来巴彦淖尔插队。
无庸讳言，巴彦淖尔群众尤其是农民对于1968和1969年之后再来的知识青年，已不再像从前1964和1965年那样真诚而热烈的欢迎。这主要是因为：1964和1965年间，是他们最早迎接和安置知识青年，出于河套人民及草原人民朴素的情感，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充满了新鲜感，对党的号召积极响应，对知识青年帮助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也充满了希望。但是经过时间的检验，他们感到这一“新生事物”不像从前想象的那样好，知识青年带给他们的好处也不像想象的那样明显那样多，相反在某些方面给农村带来了许多麻烦，某些方面倒损害或者说挤占了社员群众的利益，比如知识青年在生产队里要挣工分，要分自留地、要分口粮而且数量还要比普通社员多，个别知青调皮捣蛋不好好劳动，生产队也得照样供养；还有公社及大队安排什么干部、代课或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机手、科学实验员等等，多数从知青中选人，社员们便认为这样占了他们子女所该占有的位置。还有个别知青与生产队或大队干部闹矛盾，致使一些干部因知青问题犯错误。这样在一些社队干部和社员心里就渐渐生出了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抵触情绪。还有更重的一个原因是，1964年到1969年间，巴彦淖尔农村经历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运动，许多知青在贯彻执行极左路线的过程中，充当了“积极分子”，参加了“造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挖肃”运动中，一些青年参与了“逼、供、信”，不同程度地伤害了与当地干部及群众的感情。因此一些社队干部和社员对接收知青心存疑虑，怕因接收知识青年而“带害”。尽管这样，尽管少了当初接受和安置知识青年和真诚和热情，但巴彦淖尔人民毕竟是纯朴、宽厚和善于包容的，面对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他们还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按照上及的要求，努力做好对新来的知识青年的接收和安置工作。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64年到1969年5月，巴彦淖尔盟共安置下乡插队知识青年1947人，在1967年11月至1969年底的第二次安置高潮中，巴彦淖尔盟大约安置插队知青14000人。1970年巴彦淖尔盟又安置插队知青8500人。而更大规模更大数量的则是1969至1970年间来到巴彦淖尔境内生产建设兵团的数以万计的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浙江、保定、青岛、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知青。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时值史无前例的内乱使几届毕业生失去了升学和就业的机会，该离开的离不开，该进校的进不去，社会问题十分严重。这时，中央同意建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这无疑如一盏指路的明灯，让这批坐在家中吃闲饭，混在街头闹革命的年轻人，找到了自己使命一样的出路。兵团成立后，马上派出大量的复转军人，在北方、天津、上海、青岛等地，带着安排计划进行招兵宣传。这一举措得到了各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的大力支持。这一新的渠道，对准备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来说，较到农村插队更有吸引力。因为兵团生活在待遇上有保证，组织系统上有人管；更主要的是生产建设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大多数年轻人对紧张严肃的军队生活抱有幻想，而父母把孩子交给兵团，也更放心一些，从而使“招兵”工作在大张旗鼓下，成批招收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学毕业生。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选择了去兵团的道路，这一点是供给制的吸引力在起作用。
当时的年轻人都是革命理想主义者，满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雄心壮志，无数的同龄人纷纷报名，高喊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家中吃闲饭”的口号。年轻人热情有余，理智不足，有的家长为了挡住孩子的下乡之路，把家里的户口藏起来，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能阻止年轻人的热情，反而搞得家里充满了矛盾和眼泪。有的年轻娃娃干脆从家里偷出了户口本子，等到报了名，一切都已成为事实，而走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才告诉家里自己的秘密。他们不顾父母的反对和眼泪，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北行的列车，千里迢迢来到了巴彦淖尔。按1975年6月统计，河套三个师在69、70两年，分别累计接收兵团知识青年为19540人，41132人，19325人。按人数比例多少计，这些知青依次来源于北京，天津，呼和浩特，保定，青岛，浙江，上海，包头、济南、集宁、伊盟、巴盟以及其它地方的零星人员。
这些“出征”的兵团战士，到了巴彦淖尔之后，已经有了类似部队一样的组织机构来安排，他们胸前佩戴着上山下乡光荣大红花，走入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火车站。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和家长亲属的哭别声中，登上了一列列装满了绿色兵团战士的火车。火车一路北行，在内蒙古辽阔的大地上奔驰着，等进入了事先安排好的连队所在地，一车箱又一车箱的年轻人被抛在了前旗、刘召、临河、头道桥、巴彦高勒的站台上，白天还有一些欢迎的人出来，夜里则在一片黑暗中，亮着几辆接新兵的汽车车灯。这些从来没见过如此荒凉之地的兵团战士，第一眼看到的情景，成为了他们永远难以忘记的一幅不着颜色的图画，珍藏在脑海之中。所以才会在多年之后，被连篇累牍地写在回忆文章中。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人，在政审上是比较严格的，这样就卡住了一批不合条件的年轻人，从而在心理上给他们造成了一种不平等，他们又不甘心，一个个为这份渴望的平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些不能通过“政审”的学生，甚至用写“血书”的方式要求加入兵团。有的“血书”感动了负责接兵的现役干部，被破格接收了。更多的人往往都是努力无果，成为被关在兵团大门之外的所谓出身不好的年轻人，为了能圆这个在政治上无尚光荣的上山下乡梦，这些人最后又选择了另一条下乡插队的道路。这些人的壮志豪情一点不比兵团战士差，他们在心头默诵着“让我们手挽手，肩并肩朝着毛主席所指的光辉航向前进！前进！奋勇前进”，“让我们在农村中，在三大运动中为人民立新功”，“让我们战斗在不同的岗位上，到农村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些光辉的言词如精神的翅膀，无数热血青年就这么一批批 像春天的候鸟一样，来到了巴彦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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