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常识与制度——读吴晓波《大败局I》

吴晓波《大败局I》

吴晓波在《大败局I》的跋中引用的北岛早年的一首诗《一切》：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快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促使我看这本书的，是近日来“国进民退”的论调、也有部分缘由我向往的民营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去做一些事情，至少从这些民营企业家的经历你会相信，无论出生贵贱把握时代的脉搏总可以获得一张门票，那你会成为瀛海威还是新浪、太阳神还是哇哈哈。事实上我挺难看懂这本书，文稿大约结束于千禧年，所以其中大都发生在八零九零年代的案例于我而言的确有些陌生，那个年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情绪都决定着企业家做出那些现在看来有些草莽的决断。我熟悉小霸王、我也被脑白金的广告余音绕梁，然而当我真正认识段永平和史玉柱，那是从试图了解OPPO/VIVO和巨人游戏（或者说征途）的“成功史”开始的。那么折戟在沙场的，浪漫主义的姜伟、理想主义的牟其中、信奉政商亲密的吴炳新，这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在商业的浪潮之颠上，留下名字的都是值得说道的，都是被记载的。没有他们，也将没有这个时代民营企业家的秩序、常识与制度。

一、秩序

伯恩斯坦在《风险》中谈到：“企业兴盛或衰弱、股市繁荣或崩溃、战争与经济萧条，一切都周而复始，但它们似乎总是在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来临。” 《大败局I》谈到的数家企业，大多以“崩盘”性质退出历史舞台，甚至还有在梅地亚拿下标王后的崩溃，很扼腕。

我很喜欢《十三邀》，喜欢许知远——一个42岁跳脱于社交媒介的年轻人，而近期他又访谈了另一位“高龄年轻人”——生于1951年的王石。王石特别相信秩序，“阳光照亮的体制、健康丰盛的人生”，说王石是“新商业文明、新思维企业家群体的代言人”是毫不过分的，一个1/3时间在登山、赛艇和极限运动的上市公司前董事长，同样也是一个超过25%利润万科就不做的商业领袖，这即一种秩序——一种自己笃信、笃定的商业准则。秩序的对错很难评判，秩序不是量化标准，若以被许家印、孙宏斌超越就说这是个不正确的秩序，显然这样的标准也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我们都不敢怎么面对死亡，生命就是从出生到死亡。我们如何面对死亡，我们应该要有光明、健康的姿态。” 这就是王石，这也是一种秩序。

二、常识

在《大败局I》中，有诸多因缺乏商业常识而溃败的案例——无限扩张却疏于品控的亚细亚、心比天高却资金断裂的巨人、生性浪漫而自乱棋招的飞龙，当然，从今望夕能找出一万个理由高谈阔论为何失败，而在当时，绝大多数的企业家诚然是在一个混沌的、缺乏常识的商业迷雾里探索。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是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的十年，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吸收外资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经济合作步伐加快，与世界经济实现共同发展的十年。” 2011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姚景源表示，加入世贸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十年。

当然，这十年也是中国社会日趋完善商业常识与人文常识的十年，“商业力量乘势崛起、科技创新势如破竹、慈善事业全民关注、普众意识日渐觉醒、国际事务全面融入”，那年在天涯有这样一篇帖子概括着中国入世十年的发展与变革，而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引进来，走出去”推动着中国现代商业一直被诟病的思想与理论荒漠的被填补，成为常识，鼓舞着新一代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三、制度

“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吴敬琏在《制度高于技术》一文中强调这样的观点，“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是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过去很长时期里，我们不恰当地估计了技术本身演进的推动力，以为只要充分运用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投入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去开发和引进预定的各项高新技术，就能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事实证明，这不是一条多块好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途径。”

“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后发劣势》

《大败局I》中的企业大多兴于制度紊乱之际、败于制度规范之时，败于对制度的无预见、不尊崇，理应随浪潮顺势而为。“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是为制度。

所有苦难都值得同情。但并非所有同情都具有历史合理性。

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对现实和未来负责的态度，不是客观地、历史性地展开分析，就还是会把民企和所谓原罪挂钩，这种陈旧的“成分论”将是民企内心永远无法解脱的梦魇和不安全感的来源。而这是极不公平也违背事实的。正如我们不会因为国企历史上差点将银行击垮就质疑广大国企干部员工的人格，正如我们不会因为个别贪腐官员的存在就怀疑政府自我净化的力量，为什么要把民企的问题“异类化”呢？

他们拥护党和政府，感谢改革开放，奋力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其真正所求，无非是太太平平、安安心心把企业做好，尽到对消费者、员工、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责任。他们和干部、教师、医生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中国人，几亿在民企工作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就是我们自己。

——秦朔《为民企加油——因为信任，所以成就》

今天恰在反思写作此文时，秦朔老师的一篇《为民企加油——因为信任，所以成就》恰推送在眼前，呼号有力量。对我而言，我这个阶段、我所经历的时代背景、我所认知的商业社会，还极难以真正理解《大败局》、真正理解民营经济与现代商业文明，甚至很难理解“那些与这些”敢为人先的企业家们。

感谢他们，正因为有他们的履薄冰，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的大时代；铭记他们，尽管身处世界和平、经济发展的大时代，伟大的企业家们何尝不是每一天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