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狂喜的德国人推倒柏林墙不仅象征了打破人为边界的行动，而且开始了一个思想循环，即认为不管是地理上的还是其他的所有边界都是无法克服的；所谓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只是贬义词；激发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人道主义或慕尼黑会议上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等一轮又一轮的国际干预。在这方面，90年代以武力维持的自由主义和推动民主的新保守主义分享了同样了国际主义理想。但是对慕尼黑噩梦再现的恐惧的过分反应造成了越南战争或者如今伊拉克战争的后果。
所以在受到惩罚后，我们如今都成了现实主义者，或者自认为成了现实主义者。但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反对这场回顾起来发现很糟糕的伊拉克战争。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外交事务的核心问题是：谁能对谁做什么？在产生现实主义的所有让人厌恶的真理中，最直截了当、最让人不舒服、最具有宿命论色彩的就是地理。
实际上，在最近的现实主义回归中起作用的是地理因素，它用最传统的方式进行报复。
在18世纪和19世纪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之前，地理是受到尊重的学科，其中政治、文化、经济学常常是谈论立体地形图时所谈到的东西，虽然并不总是被形式化。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山和从山里长大的人是第一层次的现实，而观点不管如何提高只能是第二层次的东西。
不过，拥抱地理并不是要接受它是亘古不变的力量，人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它通过谦虚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让人有资格享受自由和选择。
这种思想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全球化不是在削弱地理的重要性而是在不断强化它。大规模的信息交流和经济融合削弱了许多国家的力量，暴露出由弱小的、动荡的地区组成的霍布斯式世界。在地区内部，本土的、民族的、宗教的身份来源被重新确认，因为这些总是固定在特定区域，最好的解释方式就是使用地理。就像决定地震与否的地理因素一样，冲突和动荡定义下的政治未来具有类似的地理逻辑。当前正进行的经济危机引起的动荡将削弱社会秩序和人类的其他创造，进一步强化地理的重要性，使得全球的自然边界成为唯一的限制性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回归地图尤其是我说的欧亚“动荡区”。我们需要重新研究最了解地理环境的思想家。为了应对我们时代即将出现的地理报复，我们需要更新其理论。想理解地理的作用，你就需要寻找那些让自由派人道主义者紧张不安的思想家，那些认为地图决定了一切，人类几乎无能为力的人。
布罗代尔通过把人口统计学和自然本身纳入历史，帮助恢复了地理的适当地位。在他的叙述中，永久存在的环境力量引起了预先决定政治事件和区域战争的持久历史趋势。比如，在布罗代尔看来，地中海沿岸的贫瘠和靠不住的土地连同不确定的常常引起干旱的气候激发了古希腊和罗马的征服。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时，其实是在哄骗自己。为了理解气候变化、北冰洋变暖、石油和水等资源短缺带来的当今挑战，我们必须重新利用布罗代尔对历史事件的环境解释论。
——罗伯特•D.卡普兰：地理的报复吴万伟译摘自【品读】blog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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