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小姐服务”闻名又衰落的东莞，有了重新崛起的希望。
昨天一个消息从媒体传来：华为开始往东莞搬迁，40辆8吨货车，共60车次，搬迁车辆将往返深圳和东莞松山湖，搬家货车会有一个华为标识，“华为搬迁专用车辆”。估计车辆约1500辆（其中大巴70辆）。
华为内部人士表示，这次搬迁，除了研发团队外，还包括一些其他部门人员。据华为2017年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华为有约18万员工，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联合创新中心36家，研究院/所/室14家。在这18万名员工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
之前，还有华为在东莞拿地1900亩，以及在东莞提供3万套员工住房的消息……
1.松山湖2000亩项目，预计2万套；
2.松山湖安居房项目443亩，预计5500套；
3.湖畔花园175项目，预计3000套；
4.华为松山湖南区公寓115亩，预计2500套公寓。
对此，华为最新回应来了：华为松山湖基地建设已有一段时间，早已在深莞两地安排正常通勤用车，华为松山湖南方工厂早已在正常运转之中，均为正常业务布局，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
无论华为表态如何，其部分业务和员工外迁，确实是事实。而对于深圳而言，面临此类挑战也绝非今日了。去年7月就有媒体报道，截至2016年，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其中不乏深圳本土明星企业，如2014年某知名科技公司就被报道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
任正非曾说，深证的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或许是受华为外迁的触动，龙岗区对房地产泡沫开始警惕。在其2016年的某份经济分析的报告中提到，在楼市火爆的带动下，房地产投资额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74%，制造业投资大幅萎缩，同比下降60.4%，占比仅为5%。这个数据，对龙岗来说，透着一股凉意。
2012年华为启动东莞基地之后，一位龙岗政府人员还和悦涛谈起这事，他所在部门经常给华为提供上门服务，得知外迁消息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别走。表示深圳提供的“一站式服务”水平，外地政府是达不到的，但是没能打动华为。
那之后，龙岗政府对华为密切关注。2013年有一个阶段，龙岗地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大幅下降。龙岗政府发现原因是华为把部分员工转移到了东莞纳税。
2015年上半年，为华为提供餐饮服务的点典餐饮有限公司营业额大幅下滑，就餐人数从13万多减少到10万多。政府人员前往调研，侧面印证华为留深人数在减少。
以上关爱华为的行动中，有一个不但不成功，而且招致华为的反感，那就是“华为科技城”。现在名字是“坂雪岗科技城”，是在华为的强烈要求下改的。因为这个科技城，跟华为没半毛钱关系。
从2000年开始的最近十五年，华为累积营收2.3万亿，超过70%来自海外，在外国人身上赚的钱达1.38万亿！
据2017年年报显示，华为业绩稳健增长，实现全球销售收入60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7%，净利润4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1%。2017年华为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消费者业务三大BG均实现了增长！
华为有一半的收入来源于海外，为我们挣回了实实在在的外汇。
然而，大部分在深圳的人，不管是全国最高工资的腾讯员工、华为员工都没有入场券。高土地价格，高房价，已经导致了生产要素成本急剧上升，必然导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这是发自灵魂的呐喊，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对中国当前企业生存现状的担忧，是对中国企业经济力下降的担忧。
中国过去十年，是房价高速上涨的十年，也是中国经济竞争力迅速下降的十年，在各个行业，除了垄断国企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企业竞争力却越来越弱，所有的企业都不堪重负。
在深圳被称为低端制造业的富士康，跑去美国开工厂，工厂耗资665亿人民币，为当地创造1.3万份工作岗位。
特朗普亲自上阵抢制造业，这在美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他还盛赞富士康总裁“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之一”。
玻璃大王曹旺德说过，同样的工厂，美国的工人的工资是中国八倍，但是工厂的成本中国比美国更高。
不能再逃避的现实是，科技业和地产业之间的矛盾已经显性化。如果像华为这样的高利润企业都不愿忍受高房价，其它的“高端”企业就能承受？
“一线城市”也必须醒醒了！尤其是，如果本身没有全国垄断性的行政、文化、人才的集聚优势，城市命脉系于产业，更输不起。因为招商引资只能解一时之渴，解决不了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后者，才是决定企业去留的根本因素。
对政府刻意主导的“转型”，任正非并不认可：华为就是从“落后工厂”起家的，所有高科技公司都是从“低科技”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你只要给他条件，他就会改进自己、赶超自己，慢慢就会发展。”而不是把科技“泡沫化、大跃进”。
“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这是任正非的答案。
华为的深莞之争，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抢商大战正在升级。每个地方都在抢人、抢钱、抢资产。伴随着各种口号和概念。
地方政府到底需要什么？任正非给的是小学生式的指标：“低成本、法治、不干预。”其它的，交给企业去做。
与其去挽留一个不爱你的人，不如做最好的自己。对地方政府来说，明白这点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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