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45年~135年间，商鞅约出生于395年。隔着二百多年的两位大家，因为一本《史记》，两个人有了交集。
交集1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毫不客气，说他刻薄寡恩，为什么呢？因为他“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
商鞅为什么“刑公子虔”呢？其实司马迁在前文也交代过：
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既然太子嬴驷触犯新法，那就应该处罚他的师傅赢虔、公孙贾，商鞅这样做了，却落得寡恩的名声？可见，司马迁要么还停留在“刑不上大夫”的想法里，要么就是人为的对他有不公平的看法。
另外，秦人对商君其实是感恩戴德的，毕竟，战场杀敌就有机会立军功，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交集2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这是《史记》上关于陈胜吴广起事的原因描述。
千百年来，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是征发途中遇到暴雨，而按照秦律，晚于指定日期到达是要被处死的。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反了，没准还能闯出一片天地来。
但是，根据1975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记录来看，司马迁又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
《徭律》：御史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
也就是说，陈胜吴广按照最晚的时间算，超过十天，也就罚一套铠甲的钱，断不至于将这九百人处死。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刘邦，看看她这个时候在干什么。
或许押着囚徒在邙山晃荡，也可能已经占山为王了，甚至打回沛县了。
总体来说，刘邦干着和陈胜吴广一样的活儿！
到这里，似乎有点眉目了吧。
陈胜吴广按律本不当斩，他们却起义了，这样的举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无法容许的。
但是，如果说陈胜吴广起事是不合理的，这也就否认了刘邦的合法性，显然，受过宫刑的司马迁是不能这样写的。
另外，秦末农民起义打出来的旗号都是“伐无道诛暴秦”，刘邦亦是如此。在建立西汉政权后，却是汉承秦制，因为他发现秦朝的制度太完美了，好多律法完美到没法修改，基本上是直接拿来就用。
所谓的“暴秦”，无非就是指秦朝的法度严格，而法度是谁创的呢？显然，这个锅得有商鞅来背。
实际上，西汉的建立，还存在一个法理上的矛盾之处：秦国因施行这些律法而成暴秦，遭到底层人民的激烈反对，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就不是“暴汉”了？
后来，汉朝提出五德学说，其实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秦崇黑，属水；汉重黄，属土，是以土克水。
其实就是所谓的顺承民意，天欲取之。
结束语
所以，说到底，这是一个“得国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司马迁是扛不住的，只好把它扔给一个二百年前的人了，反正他觉得恶心一把也没什么。商鞅一个仁义之人就这样被一座不仁之山压了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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