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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崛起之路”。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发展，国富兵强，由此奠定了秦灭六国的基础。

难能可贵的是，在秦国的几代代国君身上，保持了一个其他六国国君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便是秦国的人才战略，七位国君都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它为秦国的发展带来了人才优势与智力支持，也正是“选贤不拘一格”，带来了“统一并吞八荒”。

第一，唯才是用。选才不以国别为界、不以出身为论，重用了秦国以外的人才。比如秦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秦武王重用的是楚国人甘茂，秦昭襄王重用的是魏国人范雎。秦庄襄王重用了卫国人吕不韦，秦王嬴政重用了楚国人李斯、魏国人尉缭，而且，嬴政手下的名臣将相还有许多其他的六国人。这些人才都与秦国统治者毫无血缘关系，但却备受重用，可见秦君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

第二，用人不疑。比如秦孝公不顾旧贵族的极力反对，坚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终如一地支持商鞅推行变法改革，这就是用人不疑的显例。秦武王信任甘茂，继续增兵，终于攻下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秦王嬴政时，韩人郑国入秦做间谍被发现，宗室大臣趁机建议逐客，李斯上《谏逐客书》，透辟地阐明了重用人才与秦国强大的利害关系。嬴政大为称赏，立刻废除逐客令，提拔李斯为廷尉，信任倚重李斯几十年。

第三，礼贤下士。比如秦孝公接见商鞅与他谈话，不知不觉就挪动身体靠近商鞅并与其面对面，零距离地听取商鞅的治国之策，而且连续好几天都不知疲倦。尉缭坚持见嬴政不行礼，嬴政依然接见，并且给了很高的礼遇，衣服饮食皆与嬴政同等规格。这种谦恭、礼贤下士的态度，怎能不让人竭尽所能地助秦一臂之力？这说明，秦国统治者至少在事业未竟之时，是很重视礼贤之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