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通过向人们提问并试图使他们考虑自身情境和反思指导他们言行的基本观点，“唤醒”意识到论题以及事物的本质，表明谈话的目的是让被问者形成属于自己的个人知识。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通过谈话，个人能亲身意认识到一个观点的真理，个人也就得到了属于他/她自己的观点。这也是苏格拉底对智者派的一个主要批评。
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地参与讨论，并利用争论去说服他人。在讨论中，每个人都应该试图对论题本身有更多的了解。每个人的观点要符合他在任何时候都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由此，苏格拉底区分了好的和坏的两种确信，区分了建立在对结论的支持理由理解基础上的信服，和对理由缺乏理解情况下的被说服。可以说这种区分也正是通过修辞术获得的说服和通过理性获得的信服之间的区分。
就说服而言，我们有的只是缺乏洞见的信仰或拙劣地建立起来的试图去说服别人接受的意见。用的手段是说服术：即消极意义上的修辞学。我们试图找到最好的技巧去说服对手，而不讨论论题的正确性。宣传就是个明显例子：我们通过说服他人接受特定观点来得到权力。
而就信服而言，我们进行公开争论，争论的目的是为了增长知识。但是在对话中，所有参与者都互相合作，尽可能使讨论的主题变明晰。目的是尽可能好地呈现和说明主题。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平等的，共同去追求真知，共同努力使双方互相确信，目的在于双方都获得更好的洞见。这种对话促进了双方认识的提高。
有人会说，苏格拉底也利用修辞术——也试图通过言语和论证的技巧去“说服”他人。
无疑，论证常常是这种样子的。参与者缺乏理性和不平等的情况下——讨论者的智力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或在声望和物质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要进行自由讨论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是去创造自由和理性讨论所需的各种条件。激怒、突如其来的震惊和修辞性的说服都能起到一些作用。就像交流中断或无法完全建立的时候，精神治疗师会用一些神经性的药物或其他方法诱导病人进行自愿交流一样，在对话中，我们也可设想利用“说服”手段产生一个理性“信服”的情境。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方法：
一种是用说服和其他操作方法达到一个自由和理性的情境，一种是用这些方法去压迫和控制他人。
苏格拉底他对话形式和修辞方法，试图建立一个共同的参照系，在这个基础上，参与者之间最终能够形成自由、辩证的思想过程。事实上，为了让双方甚至更多人能对论题进行恰当的交流，人们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参照系，使他们尽可能清楚地把握论题的具体内容。在平常的散文中，无法确定读者是否能理解作者的参照系。也许对话的形式更容易为读者和作者创造一个共同的参照系的基础。这意味着对话比注释和独白更可取。
这就善生了三个命题，第一个命题美德即知识，并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第二个命题：正当的知识必然导致正当的行为。如果我们讨论的知识是我们所要“担保”的，那么这个命题就可以理解了。如果你洞见到正当，那你就是正义的人。因此，根据定义，一个知道善的人不同时去行善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起初洞见善，并获得对情境的正确认识和对善的正确洞见，那么从逻辑上讲，你必然会行善。或者更确切地说：行善证明了你自己确实获得真知。
但第三个命题：正当行为必然导致幸福，却仍令人困惑。苏格拉底是正义的人，行正义的事，结果却被判了死刑，这能说是幸福吗？因而这清楚地表明，苏格拉底所用的幸福一词包含了比欲望更多的东西。肉体的折磨和死亡不能阻碍苏格拉底获得幸福。
对苏格拉底来说，幸福接近于心灵平静，良知和自尊。幸福与人的完善和特性有关。一个人作为人而优秀，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优秀，那才是幸福。因此，幸福、人格完整与德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同幸福与德性和对善和善行的洞见相连一样。其他发生的任何事都与幸福的程度无关。
柏拉图对话把苏格拉底表现为一个好奇的哲学家：他在交谈中试图发展我们提问的能力。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容易犯错的，而且我们对很多事都不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认识自己的无知。在以后的体系中，这种洞见被称为有学问的无知。从这个意义说，当我们“自知自己无知”时，我们就更容易接受他人可能有的更新更好的回答。
通过他的哲学对话，苏格拉底不仅成为寻找普遍有效性回答的先驱，而且也开启了一种哲学观，一种把哲学看作是承认我们可错性的自我批评和开放性对话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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