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将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瓦解之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视为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对决。
凯恩斯从观察经济和社会入手，即在经济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希望得到稳定的结果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要想产生这些结果，我们最好设想一些干预的办法。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大都采用凯恩斯的干预手段，如加息，货币宽松或紧缩政策，力求经济平稳发展。
哈耶克的写作十分有意地针对凯恩斯，并取自奥地利的经验，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他坚持认为，干预——也就是计划，不管它多么仁慈或善意，也无论其政治环境如何——必定带来恶果。
他的书出版于1945年，而它最令人瞩目的是，它预言已在形成之中的“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必将面临跟1918年后维也纳社会主义实验相似的命运。以社会主义计划开始，就会以希特勒或类似的继承者告终。总之对哈耶克来说，奥地利的教训和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灾难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不要干预，不要计划。计划将主动权交给了那些最终会为了国家利益而毁灭社会（和经济）的人。
哈耶克认为，工党的福利国家或凯恩斯的经济学在其政策意义上的问题在于，你将以极权主义收场。这并不是说计划可能在经济上不起作用，而是说你将在政治上付出过高代价。即既然在经济领域可以干预和计划，那么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干预和计划，如生育、置业、卫生等，这将会产生极权主义倾向。
将哈耶克的著作跟卡尔·波普尔同一时期的作品加以对照时，一种范式便开始浮现了。看到的是两种敌意的混合：对20世纪20年代初维也纳社会民主主义的城市规划的厌恶，和对基督教社会党的法团主义模式的反感，后者在1934年的反动政变后在国家层面取代了社会民主党人。
哈耶克十分明确提出：只要你开启任何形式的福利政策——指导个人，为社会目标征税，操纵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果——你便会以希特勒告终。出现的将不仅仅是社会民主党的住房计划或右翼为“诚实”的葡萄种植者提供的补贴，还有希特勒。因此，民主国家应当避免一切形式的干预——它们扭曲了市场经济正常的非政治性机制——而非冒这样的风险。
这是哈耶克的政治自闭症，它体现在他没有能力将他不喜欢的不同政治观点彼此区分开来。这一最初的混乱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我们过去25年里的经济政策。哈耶克重获青睐，“为历史所平反”，但事实上他自己对非政治性的市场经济所做的历史辩护是完全错误的。
人们认为，要使人们相信由国家来提供某些东西的必要性，需要一场危机：一场因缺少这些供给而造成的危机。总的说来，人们永远也不会同意，一项他们偶尔才需要的服务应变为长期都能得到。对他们来说，只有当它极难获得时，才可以变为普遍供应。
在当今世界，社会民主国家都位居最富裕社会之列，而且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有丝毫向德国式威权主义回归的迹象，而哈耶克曾认为这种威权主义是他们把主动权交给国家所将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知道，反对国家参与构建一个美好社会的两种最强有力的论点——即它在经济上无法运行，及它势必导致独裁——都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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