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都市的繁华和冷酷走向返乡第二站--落户农村的临时落脚点，这里住着一个孤老太婆，农民房屋有前厅后厅，前厅是待客和家人日常活动的地方，条件好的家庭，造的屋中间的前厅是客厅，后厅是厨房和后门，左右两侧是卧室，卧室按照长幼尊卑来分配。我们客居的房屋是生产队的一户五保户，她住前厅，我们住后厅，中间用软帘隔挡，后厅光线幽暗潮湿，老太婆没儿没女，性格孤僻古怪，对我们雀占鸠巢颇为不满，在潮湿的天，老太跑肚拉稀，将秽物喷在我们唯一的值钱家当---缝纫机上，母亲非常生气，忍无可忍，大吵一顿，年幼的我看见老太疯疯的，每个眼神都是害怕的，在冬季太婆穿宽大黑色对襟棉袄，肥大的扎裹腿的棉裤，一双小脚夹着鼻梁的棉靴，头戴绒面的老人帽，那双眼睛和迟缓的动作，仿佛是移动的幽灵。说起缝纫机，在火车托运中，飞人牌机头丢失，铁路赔了个武汉缝纫机头，这台缝纫机是我们兄弟姊妹及全家人的衣服鞋帽，铺盖日用的加工工具，从返乡伴随母亲，到父亲出事，返回到父亲工作地方，这个缝纫机就没有离开过，几乎成了我们不离不弃的家当，直到我搬离父亲工作地方，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才在母亲不知情情况下，妻子做主送给她大舅家的女儿，我知道母亲肯定是不舍弃的，一台缝纫机似乎见证了她大半的人生，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庭主妇们能依靠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方式并不多，以至于长达三十余年的使用，就是这样一台缝纫机，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母亲为家里生机，在服装厂锁扣眼都能用上，大嫂没工作时，时不时为个体缝纫店扎裤子也成为生计工具，它像一头不死的老牛，为一个家拉长工，出力干活，最后又到一个新的物有所用地方，也算物有所值，这是女儿的思想，妻似乎说我抱怨她处理了缝纫机，一个机子只是在一个物质匮乏家庭见证了那个年代，这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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