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中，90高龄的梁漱溟讲述了他这一生最佩服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朋友伍庸伯。这位伍先生还是梁先生的姻亲，伍先生的夫人是梁夫人的姐姐。
梁先生钦佩伍先生是一位“真正能够在生命上自主自如的人”。他讲了三个关于伍先生的故事。
北伐时期，伍先生在国民革命军中做总参议办公厅主任，梁先生和朋友一行三人去看他。他们一起在伍先生的办公室谈话，到了中午，伍先生留他们吃饭。
吃完饭，他就对三位朋友说：你们随便坐，随便谈话，我要休息，我睡十五分钟。
他就坐在旁边的一个椅子上，闭起眼睛来就睡着了，睡了十五分钟就醒了。
梁先生当时非常惊讶，非常佩服。
后来，梁先生又听闻了另一个伍先生睡觉的故事，比起这一个故事，前面那一个还真不算什么。
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伍先生带着挺进第四纵队在广东打游击，他任纵队司令，跟日本人周旋。有一次他带一部分军队驻扎在一处——第四纵队有两千人，但两千人是分散的，他身边不过三百人的样子。
侦察兵来报，说有约三百人的一小股敌人，从南往北朝着他们的方向来了。手下的人问：可能就是冲着咱们来的吧？
伍先生想一想说：不是，不是来跟踪我们、攻打我们的，我推想他们的目的地是在XX地方。
部下半信半疑，心都提着。他对大家说：你们警戒着，我要休息休息。
驻扎的地方有一个高的台子，是乡间预备过春节过年演戏的戏台。戏台上有一把椅子，他就坐在上面开始休息了。
部下们谁也不敢放松，因为谁也无法确定敌人究竟是不是冲他们来的，而且距离越来越近。部下们想，司令说是要睡一会儿，但这个时候未必睡着。
于是有人到戏台上去看他，居然睡着了，睡得很熟。而敌人也确实是与他们擦肩而过。
梁先生回忆的时候笑着感叹说：他提得起，放得下。普通人提不起，放不下。这就是表明他生活自主自如。他是真正能够把他的身体、精神很统一，很能够自主，很能够自如，这个是很了不起。
还有一个典型的故事能够说明伍先生的这种“自主自如”。
清末袁世凯组建新军，那时伍先生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参谋本部做一个小小的科长。袁世凯要做皇帝，北京各官府，从长官到下属，都迎合袁世凯，上书劝袁世凯登基，各衙门大大小小的官吏都签名。
唯有伍先生说：我不签。我一定要认为我签的是对的，我才能签名。
大家说，人人都签名，你不签名，这个事情怕危险吧？不好吧？
伍先生依然不改决定，后来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在他身上发生什么灾祸。
看梁先生讲述的关于伍庸伯先生的故事，也由衷地在心里升起对这位人物的崇敬。
“自主自如”、“拿得起，放得下”，是自己完全能够掌控自己，完成地成为自己的主人的体现。
我们很多人都无法掌控自己，比如：
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吃什么不吃什么
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说什么不说什么
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看什么不看什么
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维：想什么不想什么
……
而伍先生能像切换开关一样自如地指挥自己的行为，即便在危险万分的情况下，仍然镇定如常，不受丝毫影响。
在面对大是大非的时候，他能够忠于自己的原则和思想，哪怕单枪匹马，也毫上含糊地坚守自己的立场，光明磊落，毫不畏惧。
梁先生说，这个学问不是书本上的学问，可以坐而论道，这个是真正落实到了行为上的真知，很了不起。
听完这些故事，我在想：
对自己的掌控自如
拿得起，放得下
敢于坚持真理，忠于自己
这些代表什么？
我想明白了：这些代表——自由。
不管是硝烟弥漫、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还是歌舞升平、繁荣兴盛的和平年代，人们为了生存而历尽艰辛。活着，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人们这样努力地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想，唯有自由，唯有对自由的渴望。
物质上的富足，不是为了身体的自由吗？精神上的充裕，不是为了心灵的自由吗？
但问题出在人类对物质产生了误区：物质富足了真的能够带来自由吗？
如果屁股坐惯了沙发，坐在板凳上就会痛苦，这就是失去了自由。
如果吃惯了美食佳肴，吃粗茶淡饭就会痛苦，这就是失去了自由。
如果听惯了奉承赞美，听真话实话就会不适，这就是失去了自由。
为什么毛姆会欣赏《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斯特里——这个万千读者眼中无情无义的混蛋？
因为他是自由的，他的身体与心灵都不受物质的局限。他穷困潦倒如丧家之犬，在别人眼中是悲惨，在他自己心中，他得偿了心愿：他终于能够抛开所有的物质束缚，完全地忠实于自己精神需求，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自由是无所挂碍，畅通无阻，没有什么能够让心灵感到不适，没有什么能够威慑、挟制到心灵。这样的一种“自主自如”，实在是人生的殊胜之境啊！
我们从小学知识、学文化、学做人，学做事，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在天地间昂首挺立的人吗？想想，还有什么奋斗目标比成为一个真正拥有心灵的自由的人，更有价值和意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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