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从自己的身边说起吧。
就在我定下神打开简书谋篇继续布局的一刻，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艾永康招唤我视频电话。
在此文之五中我说到过他。当年他先于我们到淮北插队，之后又受有关部门安排回上海学校作宣传报告。在上山下乡学习班上，他向还不愿离开上海的学生家长介绍当地的情况，家长们是愿意听他说的。有关部门也做得不错，让一个忠厚老实的学生，实事求地说知青的日子确实远胜于舆论报纸社论的空洞话。
艾同学不是能言会道，见风使舵的人。50年过去了，他本分守实的习性依旧。有一次我在聚会上玩笑说我们是被艾同学骗到淮北去的。当时他不在场，其知道后就微信视屏与我开交了。电话里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过去和现在，也许是想说的话太多，他几度紧张口吃。过去我到淮北种地，和他确实没半毛的关系。他力求自然表达的话语，带着严肃又不停表示平和友善的神情倒让我受不住了。
艾同学告诉我，为了孩子他要搬家到南汇居住了，同学德玲现在也住那附近的社区。艾同学又自告鲁莽，向我道歉说自己未经我同意就对德玲说好，要和我一起去看望德玲。
他告诉我，德玲的腿脚现在不太利索，常常犯病。艾同学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去看看德玲，他一说我还真觉得我是因该去看看这位“插姐”了。
我在涡阳花沟插队时期，公社时不时聚集我们开会学习。开会也算出工劳动，知青们聚集一堂听报告，交流接受再教育的心得体会。经管先进插队组还有个人的所谓思想汇报对我们来说是常常一种批评和压力，但是我们还是很欢迎这样的活动。那时的开会学习也是难得的集体赶集、我们同乡同学聚会的美好时光。
公社大院对面就是邮政所。有一次会议间歇时我和几个同学到那里查看有没有来自上海的信件。邮政所和当地民居没啥两样，两间土房子，一间供营业，一件供工作人员居住。邮政所陈设极为简陋，土坯砌成的柜台又高又长，柜台内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仅有的一个工作人员和我已经非常熟悉了。我总不守规矩直接闖到柜内翻找上海来的信件的。有一次还死皮赖脸地将《人民画报》借回去看。
那日我很幸运，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我当即就拆开看了。德玲睁大着亮晶晶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她羡慕地说：侬真开心，姆妈会写信。
曾经几个同学说过类此的话了，但我也不曾觉得这事有多幸福。德玲那天告诉我，她妈妈不认字，没法给她写信，妈妈收到她的信也只能请别人读给她听。她妈妈听完来信总是要不停地问读信的人：还有啥？还有啥？妈妈听了还想听，没过瘾，好像怀疑被读信人瞒去了什么很重要的事。
德玲和我是在同一条老街上长大的，小学初中同校不同班也相互熟悉。整整50年过去了，那天的事请，好像没多久。妈妈们会苦苦地思念远方的孩子，当时没这种意识。那次我给妈妈的回信是否“还有、还有……”的说了很多，我不记了。
插队时我最开心的时刻一定是收到妈妈寄来的邮包。不多的小零食，神皇庙五香豆、梨膏糖、话梅等能让我幸福好一阵。
有一次妈妈给我寄速泡面，上海邮局工作人员告诉她，这必须要用木匣子包装。不得已两包快餐面没被寄出。
这事是弟弟后来告诉我的。现在的垃圾食品在当时还是不常见的高级东西。那回妈妈准备犒劳我的美食，弟弟走运，他享用了。他还详细地对我说了这种面的形状和口味。
（大敏提供的老照片，那年我们十七八）
妈妈给我的信和爸爸给我的就是不一样。爸爸来信总是要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类的大话，妈妈却是说家长里短的小话。比如街坊某家大姐姐出嫁，某家谁谁突然没了。上海的女孩子们又流行穿花裙子了，她也会告诉我。有一次信上还说到风靡上海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我妈给我的信，最难忘的的是她往一边斜的字体。我妈的笔画遒劲流畅，不是出类拔萃的硬笔书法，却是别具一格的风格。大家都说我妈妈的字写得好。这个好只是往一边倾斜工整流畅的美感，也可以说是有点怪异的感觉。妈妈写字前，无论写什么都会将纸张略作倾斜的平放。这是她终身的习惯。
她至死都说我的字写得不好，像鸡爪子、像狗爬爬，她都比喻过。她说我也不生气，这一辈子也难以学好了，现在人们交流也不需要用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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