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

1. 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传统的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人比不那么聪明的人更有可能逃脱导致高死亡率的死因。然而，在传统的欧洲社会中，流行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差异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取决于人体化学细节的遗传抵抗力有关。
   本书作者认为，社会普遍是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水平结果来推导出亚欧大陆人种对比奥非拉大陆人种更聪明，富有智慧，这是根据结果倒推的归纳偏误，并不令人信服。即便使用通俗意义的智力测试也由于题目和评价标准都是根据亚欧大陆文化确定的，存在自我选择偏误。
   与此同时，由于作者与通过实地研究，提出从遗传选择的角度来看，与亚欧大陆相比奥非拉大陆人种，可能会更聪明，适应能力更强，因为亚欧大陆人种是农耕群居生活，淘汰因子是大规模传染疾病的抵抗力，活下来是靠体力，而奥非拉大陆人种是采集狩猎生活，淘汰因子是能不能获得猎物，活下来是靠体力，智力的共同结果。

   启发和收获：这个观点很有启发价值，在评价事物的标准中，环境选择因素是我们经常无视的，但这个变量的影响力，对思考结论的作用却十分巨大，关注一个结果的产生，不能只从逻辑推论的角度，得出结论，原因之上还有原因，找到了更上一层的原因，所得出的结果才会离真相更近一些。

2. 环境因素的意义

   第一个因果关系是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动植物驯化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从而导致更稠密人口的直接因素。粮食生产者的这种较高的出生率，加上他们按每英亩计算养活更多的人的能力，使他们达到了比狩猎采集部族更大的人口密度。定居生活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在军事上使用马和骆驼以及来自动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
   作者认为亚欧大陆较奥非拉大陆发展领先的关键原因，在于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农耕生产能产生更多的食物，更多的食物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可以加速食物工业化进程产生更多的食物，进而拓展出知识，武器，社会制度，同时由于大型动物的驯化，也会深度影响粮食生产能力，因为生产族群的复杂化，带来的病菌疾病，虽然呈现负面效应，但是被族群控制后，又变成了其他族群的致命武器。

   启发与收获：大量的人群聚集和专业分工组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核，有了这个内核，再拥有合适的生产工具，会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两个大陆的差别可以清楚的看出，个体和系统力量的差距，所谓文明和科技都是群体涌现的结果。

3. 发明创新的前提

   1908年7月3日，一些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上对菲斯托斯的古代弥诺斯文化时期的宫殿进行发掘，无意中发现了技术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物品之一。它乍看之下似乎貌不惊人，只是一个小小的、扁平的、没有彩绘的圆盘，由黏土烘制而成，直径为6.5英寸。再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这个圆盘的每一面都布满了文字，文字落在一条曲线上，而曲线则以顺时钟方向从圆盘边缘呈螺旋形通向圆盘中央，一共有5圈。总共241个字母符号由刻出来的垂直线整齐地分成若干组，每组包含几个不同的符号，可能就是这些符号构成了词。作者必定仔细地设计和制作了这个圆盘，这样就可以从圆盘的边缘写起，沿螺旋线写满全部可以利用的空间，又恰在到达圆盘中央时用足空间。
   菲斯托斯圆盘开启了人类印刷业的后续努力。因为印刷也同样使用字模或印板，但却是直接沾墨水印在纸上，而不是不沾墨水印在黏土上。
   圆盘的这种早熟的技术，为什么没有在古代地中海的克里特岛或其他地方得到广泛的采用？
   如果某些天才发明家不是在某个时候出生在某个地方，世界史的广泛模式会不会因此而产生重大的变化。答案很清楚：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人。所有公认的著名发明家都有一些有本领的前人和后人，而且他们是在社会有可能使用他们的成果的时候对原来的发明作出改进的。我们将会看到，对用于菲斯托斯圆盘的印章作出改进的那位英雄的悲剧在于，他或她发明了当时社会不能予以大规模利用的东西。
   我们首先比较一下在同一个社会内对不同发明的接受能力。结果，至少有4个因素影响着对发明的接受。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因素，是与现有技术相比较的相对经济利益。第二个考虑是社会价值和声望，这种考虑可以不顾经济利益（或没有经济利益）。另一个因素是是否符合既得利益。影响接受新技术的最后一种考虑，是新技术的优点能够很容易地看到。由于技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原有发明的重要性。
   技术往往会催化自身的一个原因是：技术的进步决定于在这之前对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的掌握。自我催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技术和新材料通过重新结合可以产生更新的技术。
   为什么印刷术的迅速传播发生在公元1455年谷登堡印刷了他的《圣经》之后的中世纪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公元前1700年那位无名的压印工印制了菲斯托斯圆盘之后？
   一部分原因是中世纪欧洲的印工能够把6项新技术结合起来，而这些新技术的大部分是菲斯托斯圆盘的制作者无法得到的。在这些技术进步——纸、活字、冶金术、印刷机、油墨和文字中，纸和关于活字的思想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谷登堡发明的用金属模子铸字的办法克服了字体大小不一这种致命的问题，而他的办法又决定于冶金术的许多发展成果：用以冲压字母的钢、做字模用的黄铜或青铜合金（后来用钢代替）、做铸模用的铅和做活字用的锡锌铅合金。谷登堡的印刷机来自榨酒和橄榄油的螺旋压床，而他的油墨则是在现有的墨水中加油改进而成。中世纪欧洲从3000年的字母发展中继承的字母文字适合于用活字印刷，因为只需浇铸几十个字母就行了，不像中国文字那样需用几千个语言符号。
   在所有这6个方面，若要把具有巨大作用的技术结合成一个印刷系统，菲斯托斯圆盘制作者能够得到的机会要比谷登堡少得多。这个圆盘的书写材料是黏土，其体积和重量都比纸大得多。公元前1700年的克里特岛在冶金技术、油墨和印刷机方面比公元1455年的德国都要原始，因此菲斯托斯圆盘必须用手来压印，而不是用装在金属框子里的浇铸活字加上油墨来印刷。圆盘上的文字是一种音节文字，比谷登堡使用的罗马字母符号更多，结构也更复杂。结果，菲斯托斯圆盘的压印技术比谷登堡的印刷机笨拙得多，比手写也好不了多少。除了所有这些技术上的缺点外，在印制菲斯托斯圆盘的那个时候，掌握书写知识的只有少数几个宫廷和寺庙文字记录者。因此，对圆盘制作者的精美产品几乎没有什么需求，对投资制作所需要的几十个手压印模也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潜在的印刷品畅销市场则诱使许多投资者把钱借给谷登堡。

   启发与收获：这段非常有意义，创新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创新是一个环境的产物，是制度和群体努力的结果，记得欧神讲过，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不是应该是私有制经济的制度设计，因为能够产生并滋养创新的土壤要比创新本身更难也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