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从《一个陌生女人》开始说起。《陌生女人》我读过小说，两次看过电影，两次看过话剧，并和朋友们多次谈起过。以前我会为她感动，特别是作为一个男人（也许那时还是男孩），幻想——不如说意淫——有这样一个女人全身心地去爱自己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为那个作家而生的，零负担，百分之百付出，可是后来，我渐渐明白，陌生女人爱的其实不是那个作家，她爱的是自己。她爱的，是自己无私奉献爱别人的高贵形象，那个作家只不过是恰巧出现在那样一个时刻而已，她爱的，是一块笔直地矗立在自己内心世界的巨大牌坊，她是社会所构建的“爱情”牢笼之中的囚徒，当她越被这种“爱情”紧紧拴住，她就越加远离那个真实的、可贵的“爱情”。陌生女人甚至根本就不了解那位作家，她通读了作家的所有作品，难道读尽一个作家的书就会了解这个作家吗？真实作家与文字中塑造的作家根本就是两个人。作家的作品如此，作文，信件，微博，朋友圈皆如是。这不是真假的问题，就像你不能用英语翻译“红楼梦”，你不能用英语翻译“黯然销魂掌”，做不到的，没人做的到，因为翻译就是“不是”，翻译就是“失真”。语言是这样，任何符号之间的翻译也一样，而大千世界，对于我们来说不过都是符号罢了。我们看到一张桌子，和我们看到纸上写着的“桌子”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反映在视网膜上的颜色么？那只是符号系统的不同罢了。人只有接近另一个人，只有互动起来，才是真实的，才不是虚幻的。陌生女人和作家的所有的交流，仅仅是床上做爱时的激情呢喃。陌生女人拥有的，只是一幅美好的梦幻想象。而作家拥有的，也无非是分不清楚是谁的几次性爱和每年一次的白玫瑰，以及，最后那一封终于忍不住虽然说着“你不要有负担”但其实一定会百分之百深深刻印在作家心中的信。尽管我现在已经不能那么肯定，但我还是觉得爱情不是一个人的事，爱情应该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双方可以不断正负反馈的系统。我从来都不相信“我爱你和你无关”这样的理论，这并不是说一方死了爱就不在了，而是说爱需要两人共同建筑，需要携手，当一方不在的时候，这个系统需要已被建立，才能被命名。在这种系统之中，一对恋人甚至对爱情的理解不同也可以在一起，爱情需要的是喜欢、理解与宽容。爱情是一种行动，是一种革命，是教人生，而非教人死。陌生女人为男人而死，但却与爱情无关。爱情，革命，它不仅是行动，它不仅是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是人我和一的问题。革命的魅力究竟在哪里，那些投身于不同年代的革命者为什么有那样大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对公平的追求，对更美好明天的追求，对野蛮霸权秩序的反抗，更在于它让在于其中的人感受到了真正的人的修炼，那是读再多书都不能获得的。行动，是一种途径，它把理论内化到我们内部，让我们融合，让我们成为我们所想成为，让我们成为我们所不是。“革命”不只是战争与混乱，暴力只是革命的最极端形式，孔老师说，“革”是改变的意思，“命”是命运的意思，所以“革命”就是“改变命运”。所以张思德是伟大的革命者，雷锋也是伟大的革命者，所有一切为了人民默默付出做出贡献的人也都是革命者，所有那些做事不仅仅为了自己利益的人都是革命者。我们现在仍然自私(当然也同样无私，那是另一种侧面)，这种自私是不能通过阅读克服的，只有投身于行动中才能够克服。那些去拉萨朝拜的虔诚信徒，一路跪拜，虔诚之至，我很尊重他们，然而我不认为那有任何意义，再虔诚的信徒，到了拉萨，也不过只是祈求家人平安幸福，为什么要等着别人去给你施舍平安幸福呢？我向往成为一名行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蜘蛛女之吻》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他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切格瓦拉的那句话：“还是让我冒着被人耻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领革命者继续向前的，是爱！”是的，革命是现实的，但更加是浪漫的，它荡涤的不仅仅是现实中的失衡、不公，更是内心的肮脏龌龊。浪漫与革命，只有在真正的革命者中才能统一，只有在真正的人中，才能是统一的。为爱而死，便如同为革命而死，这样的死才有意义。电影里的两位主人公从极端的背道而驰到互相认同，到彼此成为对方，便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电影牢囚中的夜晚，是一个个革命与爱的夜晚，是一个个革命与浪漫的夜晚。伟大的革命的二十世纪过去了，革命失败了，真正的爱情也在一点点死去，消费主义狂潮中的人们哪里懂得什么是爱呢？爱情需要诗意，那不是花前月下的诗意，是改变生命的诗意，是革命的诗意，是乌托邦的诗意。乌托邦也许并不存在，但没有乌托邦冲动的人类不配享有爱，不配享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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