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南诏地藏寺经幢，被称为滇中艺术极品，冠绝国内存世经幢，有极高的艺术、文化和历史价值，其实我认为经幢最重要的价值是让昆明历史文化名城名符其实，就让我们来探究其历史价值、背后故事、深刻内涵。
全国文物重保碑
地藏寺经幢也叫做大理国佛顶尊胜宝幢。说到大理国，人们多半会联想到金庸先生笔下的段誉，此经幢还真与小说中的段誉原型有莫大关联。
段誉在历史中叫段和誉，史料中多记为段正严，大理国宪宗皇帝。金庸小说中段誉皇子身边有一个将军高升泰，武功高强、忠心耿耿，在段誉离家出走和被禁闭囚禁期间出力甚多，掌握着大理国的军事大权，忠心义胆，完全是读者心中的“白月光”的形象代表。
然而现实历史中的高升泰为大理国“清平官”，也称为相国，与其父高智升一起掌控着大理国军政大权。史料记载，公元1094年高升泰废黜段正明（与小说中姓名相同，风流皇帝段正淳的兄长）自立为帝，两年后其子高泰明遵循高升泰的遗训还国与段氏家族，拥立段正淳即位，段正淳在位一十三年后禅让于儿子段和誉。现存昆明的地藏寺经幢铭刻的是高智升的另外一个儿子，高升泰的弟弟高升祥这一支史实。（历史研究者称高升祥这一支为“观音派”）。
千年后仍在铭刻于地藏寺经幢的《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曰：“高明生，则大将军高观音明之中子也。”经过方国瑜等先辈考证“高观音明”就是高祥明，高升祥的儿子，“观音”为大理国佛教尊称，“明”即祥明。观音派的传承为高智升传高升祥（其兄高升泰），高升祥传高祥明，高祥明传高明生，明生传生世，一连串的父子连名证明了昆明高“观音派”的传承关系，也说明高氏父子几代人控制着善阐城（今昆明）。而高升泰这一支“逾城派”（逾城佛教典故待考）全面控制着大理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当时的大理城，加上其他分封到各地高氏子孙，整个大理国被牢牢攥在高家手中。当然这期间也有很多高氏子孙因为领地、相位等激励的内斗及小规模战争，但段氏皇帝确确实实是没有实权的哦，此时的段氏皇帝只能通过联姻、出家等政治表态来维持着大理国最高统治者的虚荣。
若以当时中原宋朝忠孝仁义论，高升泰父子的所作所为可谓是灭族除名都不为过；但是别忘了山高皇帝远，实力决定一切，高氏家族的实际控制与段氏家族残留的影响力相互配合，结果就是段高两个家族在妙香佛国上演了一出台前幕后、明君忠臣的好戏。段和名誉（又名段正严）在位长达四十余年，是大理在位时间最长、寿命最长的皇帝，在哪漫长的岁月中，高升泰父子真正是段和誉皇帝心头一颗想挖也挖不掉的“朱砂痣”。
南宋大理全图--中国历史地图集（网络图片）
历史的奇妙就是真实永远会被显现，一如地藏寺经幢默默无闻几百年后却在公元1919年显露人世。千年前那段历史从金庸先生的江湖恩仇到方国瑜先生的考据成篇，一面浪漫、一面真实，奇正相依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金庸先生当然清楚这段历史的真实及残酷，否则不会有高升泰、段誉这些名字雷同的小说人物的登场。金庸先生作为小说家，他非常清楚读者们希望武侠小说中的段誉因为他的执着善良会换来一个被万民拥戴，臣子忠义两全的好皇帝的结局；金庸先生清楚因为读者们善良的天性或者因为现实生活的不易大多数人在武侠小说这种成人童话中希望看到一个圆满、美好的“白月光”，希望看到主人公的一个大团圆结局。所以，金庸先生这么写了，改编历史写出《天龙八部》中段誉这段充满冒险、奇遇并让人们津津乐道的章节。
但是另外一面，总有一些人会勇敢地拨开历史材料上一层层的虚假、拂去时间沉淀下的一层层尘埃，把历史的真实挖掘、留存、沉钩。说那才是历史的“朱砂痣”，刻满了历史中人们的种种算计与欲望，刻满了现实中人性的贪婪和短视，刻录下真实的历史。
大理国经幢全景
再来看看昆明的另外一块名碑，立于1335年的《昆明官渡创建妙湛寺碑记》记载：“乡士大夫游览，缆船于渡头，吟啸自若，陶陶而忘返，命之曰‘官渡’，故有停舟之赋。乃古拓东（善阐）演习高侯（高智升）之苗裔生世（高生世）攸义之所也。”文中“生世”，为“高生世”——上文古幢碑记高明生的儿子。方国瑜先生写到：“（高明生）其袭职在段正兴（段和誉儿子）时，当宋绍兴晚年，优游自得，生活腐朽”。沧海变桑田，水落为渡口，当年高氏子孙水上游船之所变成昆明城区，金庸笔下风流倜傥的段誉在位四十年“因诸子内争外叛，禅位为僧”，其子段正兴在权相高量成（高升泰重孙）支持下继位。
公元1253年，忽必烈大军进入大理城，大理国国灭。
公元1919年，张维翰在昆明修建古幢公园，公园因大理国古幢得名。
公元1922年，方国瑜先生因扫墓，摩挲古幢，良旧始去。后将经过及考证录入《云南史料从刊》。
公元1963年，金庸先生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天龙八部》，讲述大理国等边地发生的武侠故事。
公元2020年春，后学小子在这里读完这段历史，修改定稿，终于从童话中醒来，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昆明”。
怒目金刚仿佛见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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