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周朝的统治制度
上节课讲了，周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翦商如此容易，所以周人认为，他们并不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实力而灭掉了强大的商。是天，天给了周人力量，借助周人之手惩罚了商。这使得周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今天，天可以惩罚商，明天，天也可以惩罚周，那如何做才能让天满意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商究竟都做了什么，让天如此不满。周人的这种忧患意识，是商人和商文化中所没有的。
对“大邑商”的尊重，加上忧患意识，双重因素使得周人不可能残虐的对待垮掉的商。没有将他们收为奴隶，更没有大肆对他们屠杀，没有把他们抓起来献祭给神。周人始终保持着警戒和敬意并存的态度来处里商移民，他们将商移民交给武庚来统领，不只是让商人管理商人，这表明周人甚至没有瓦解原来商的统治系统。在纣王自杀后仍然让这个系统里的人来继承管理权利。周人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在商人之上，只是在旁边布置的军力，小心监视着。
武王去世后，周公在宗周（镐京）取得了大权，引发了周人内部动乱，这不只是兄弟阋墙，还是地理位置上的东西之争。第二次朝东方进袭，那就意味着不止要压制管叔和蔡叔，而且要再度征服商人的旧有实力，尽管困难重重，但最终周公和召公还是取得了胜利。二次成功之后又该怎么办呢？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政治家出现了。
从黄帝到尧舜禹汤甚至到文王，他们一则没有确切的史料根据，中间夹杂了许多明显时代乱窜和不可信的内容；二则没有长远的影响可供覆案。但是周公就不同了，古文献有《尚书》，考古有刻在青铜器上的确凿的金文，而且他所做的最重要的是事，是在东征之后建立了封建制，这套制度足足存在了七八百年，一直到中国文字记录高度成熟的战国末期。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以对这项制度的认识，回头重建周公的成就，甚至他的用意。用这种方式看到的周公，绝对不同于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周公，不是传说构筑起来的。
周公的伟大，不在于仅仅是二次东征取得了胜利，而是在东征之后，他建立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的这片大地上存在了七八百年之久。我们试着从周公的角度来理解封建制，周公亲历了“恶霸商”逼迫文王，又与哥哥武王发动了复仇之旅，在意外获得胜利后退回宗周，正想好好发展自己的宗周时，武王去世了。然后在他明确掌权后，驻扎在东方的兄弟竟然协同商人的力量公开与他对立。因此，在二次东征胜利后，逼的周公不得不想，自己还是只当部落共主吗？怎样才能遏制住周人内部的斗争以及商人的反扑？有没有一种政策可保长治久安？于是周公，这位中国的第一位政治家，设计出了封建制。
那么，什么是封建？封建的三要素：赐姓、胙土、以及命氏。
第一步，赐姓！封建最重要的礼仪是策命礼。赐姓，可不是给接收策命礼的人赐个姓，而是，选派某些姓族的人给接受策命礼的这个人。给他这些人，就归他管理。而这些姓族来源不一定，有周人本身，有周人传统联盟的部落，也有商遗民。
第二步，胙土！就是指定一块土地交给接受策命礼的人，从此，这些地就属于他和他的人民。
第三步，命氏！新的人加上新的土地，就产生了新的群体，当然要给这个群体起个名字。
例如，在一个策命礼上，将包括两个商遗民在内的六个姓族的人交给康叔，又给康叔指定一块地方，然后把康叔带着这六族的人要去开垦居住的地方，重新命名名为“卫”，那么这六族人民就构成了卫国的人口，康叔就是卫国的国君。
听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疑问啊？这么大的阵仗跑去，人家那地方的原住民可咋办？没错，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东征，周人都没有条件占领所有的土地，所以周的封建是指派任务，而不是分配福利。咱们还举康叔的例子，康叔得到的不是一个已经安定的，完全臣服于周的地方，不是去了就可以运用权力享受税收的地方。康叔带着这些人，是要将这个地方站领下来，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据点，将之重新命名为卫，使得卫成为效忠周地方。
来看看这么干的好处，康叔带去的人原先各属于不同的姓族，各有不同的来源，现在他们必须齐心协力，才有办法在新的地方落地安居。你们不是有六个姓吗？再给你们一个层级更高的氏，从此，这六族的人都属于卫氏，这样大家就团结了，一起去想办法将胙土的那个地方占领下来，这样才能更好的生活，所以胙土的实际意义，不是把一块儿现成的土地交给你，不是派你去当市长，而是要你带着分派给你的人，去那里，负责将那个地方占领下来。
另外，在《春秋大事展》中，有七十一个国名曾经迁移过。也就是说，同一个国名在不同的时间表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地方。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从比较接近宗周的核心地区，逐步向外移。
例如，鲁国，后世认定在今天的山东，但它最早的封地是在河南，这就解释了河南为什么会有个鲁山县。又例如，燕国，后世认定在河北，燕京啤酒嘛，但他原来在河南的郾城，郾和燕是相通的。河南现在有个地名叫新郑，为什么叫新郑？因为郑国最早的封地是在陕西，大概周穆王的时候，郑国才迁到河南，新旧是相对应的，新迁到河南的郑国就叫新郑。
大家迁来迁去，从靠近权力核心的地方四散开来，领土也就慢慢扩张。
封建的第一个步骤其实是武装之民，赐姓就是派给领导者基本的队伍，胙土则是指派要去占领下来的目标。封建要成功，就要选择能够承担“武装殖民”这个任务的人。他首先必须要能够统领带去的不同的族性的人民，还要有带领这些人到陌生地方进行军事行动的准备。占领成功了，也还没完，还要能够在那里建立起新的经济与政治制度，长久立足。
为什么将商遗民派去参加封建？这是一个极有智慧安排！第一，他打散了他们的部族，分散商人的势力，人散了，想要再搞事情就困难了。第二，维持了商人的尊严，把他们同周人一并列在赐姓之列，商遗民和周人一起进行对外武装殖民，意思是他们同周人是平等的，削弱了他们对周的敌意。加上到了新的地方，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他们会更快的和周人融合在一起。
来源不同，甚至本来是仇敌的几个族姓，借由命氏，建立了新的认同，并在应付陌生地方的危险中产生了一体的团结意识。他们在分封的新地方站稳脚跟后，还要发挥共同智慧，找出进一步治理该地的办法来。
周人改变夏人和商人原本松散的共主制度，一步一个脚印将领土控制下来，形成了一个个的国。周人凭什么建立了这样的新形态统治地位？首先，依靠他们对商文化的尊重，这是真正的政治智慧，在周公跟召工领导下，周人没有要报复，没有要毁灭商人，甚至没有要压制两度战败的商人。他们将商人视为需要小心提防的联盟对象，带着商人一起进行对外国武装殖民。
善用商人的力量，周人凭借的是他们真正最突出的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在这一点上，他们无疑比商人高明太多，这也是他们得以兴起，并凌驾于商人之上的秘诀。
周人的组织，是建立在宗法精神上的。宗法就是亲族系统。依照人的血缘关系来安排彼此的互动。人原来就有共居合作的心态，周人把它制度化了，每个人就被不断的强调自己在宗族里的行为责任。
周人的宗法制度中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昭穆制，上节课我大概有提过。昭穆制就是将所有的亲组成员，隔代分成为“昭”和“穆”两个群体，祖父和孙子属于同一群，相对的父亲和儿子就分在不同的群。大家都知道隔代亲，昭穆制就是建立在这种隔代亲的普遍心理上，然后用制度予以固定和强化。而且这种二元设计使得双方拥有差不多的相等的权利，这边儿子的地位低于那边的父亲，那边的那个父亲的地位又低于这边的他的父亲，交错分配，权利均衡，自然矛盾也就少了。
周人相信天，所以他们对人间权利最高地位的称呼是天子。经过策命礼，天子将一块土地和一部分人民交给一个人去进行武装殖民。这个人，比如说康叔，领命之后，忠心的执行了任务，在新的地方初步站稳了脚步，接来他做什么呢？他要再进行一次策命礼，将自己经营的地方的一部分分给另一个人，叫他带领这一部分人前去统治和治理。封建是分层的，一层一层分下去，也就是将统治责任与权利一层一层的分配下去。天子管辖所分封的诸侯，诸侯管辖他所分封大夫。
这样，到了东周，“公侯伯子男”五爵制就被固定了下来。公、伯、子是一组，来自亲族的称呼。侯和男来自军事名词，是军事行动的指派，派一个人带一支武力部队到另一个地方负责守卫，或许本来没有分封的意思，但在那里守卫久了，在军事事物之外，承担起理民的责任，逐渐的也就和分封一样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诸侯的位子来自天子册命，认命权仍在天子。所以诸侯不是世袭制的，如果他死了，也要经由天子把位子交给他的后人，这样的程序叫做“承嗣再命”。这是最重要的仪式，保证天子作为权利中心的地位。权利收回、重新任命、重新交付任务，一层层分出去，但随时保持一层层能拉回来的机制。
策命礼是封建制的核心，是最重要的礼仪。举行这个仪式，天子或天子的代表一定要在场，受命的对象一定要在场，另外还有一个人也非在场不可，那就是史官，负责进行录的人。
从族徽上可以看得出来，“史”源自商朝，这种专业，可能也是周人从商人承袭和借来的，翦商之后，武王特别将拥有史官身份的这一群人搬迁到宗周去。史官的职务应该是世袭的，在商朝，他们主要记录卜人或巫传递祖先的预言，在人间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他们的工作在卜之后，没有独立的地位。到了不信鬼神的舟文化中，史官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策命礼，即使交付也是共同契约，这些信息被明确的记录下来，作为双方的依据。高层次的策命礼，除了需要由史官在场记录的策命内容外，还要铸鼎，鼎是通称，泛指青铜器，因为鼎不会放坏，所以刻在上面的字就会被永远保存下来，这就是我上节课讲过的“子子孙孙永保用”，承诺和约束永远有效。
我们必须佩服周公的智慧，在二次东征之后，发明了封建制，这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安排。没有封建制的建立与扩展，周人绝对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中，完成对于那么大一片领域的治理。封建制进而在这个区域中建了西周将近三百年的安稳，让周文化得以大幅发展。
封建和宗法相结合，产生了一个礼仪社会。礼仪，就是通过某种仪式，反复提醒确认亲族关系的手段，这是宗法的实质内容。将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密切结合，每天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睛，借由这些礼仪，不断地提醒要求你该如何做儿子，如何哥哥，如何做丈夫……，久而久之，由礼仪带来的行为规范就渗入了人们的血液当中。
我的外婆生于晚清，她没文化不识字，但是她却知道自己在家族里的义务和责任，她知道未出嫁时她在娘家该做些什么，她也知道到了夫家后要生儿育女，孝敬公婆。似乎不用人教，外婆就知道要尊老爱幼。外婆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一个缩影，借此来看，外婆的这些行为正是中华几千年来的礼仪所规范了的。
在五四时代，有了“礼教吃人”的愤恨指控，其中最著名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批的没有错，在那个年代，落后的礼仪跟不上时代的进步。如此重视礼仪的中国社会是怎么来的？可以远溯到周朝的封建和宗法，而在封建宗法成立之初，在那样的环境中，真的就是礼仪比人重要啊！
大家想想看，武装殖民，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几族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人为的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团体，一个新的氏。本来各族有各族的性，现在每个人除了有原有的姓之外，又得到了一个共同的氏。每一个新成立的国都拥有一个新的氏。一起去那里的人，通通被纳入了这个氏中，进而在这个氏的结构中产生新的宗法关系，以及相应的互相对待的行为规范。这些都要靠礼仪来维系，社会组织借由礼仪才能存在。没有礼仪，以宗法为原则的社会组织就会瓦解。
所以说周人崛起和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一时打败了商人，而在于承认组织的重要性，并找到了一种方式将人严密的组织起来，这个方式就是亲族，是宗法。
宗法和封建也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文字社会，封建的本质就是一层层分封的任务与承诺，也是一套复杂关联的契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楔形文字，就是为了记录商业契约而制作、传播的。中国的文子原来在商人手中是一种神秘的符号，但周人将它改用在政治契约上，这才让这些原本只有少数人能够运用的鬼神符号改头换面，更具亲和力，也才开始广泛流传。
文字的功能的转变，甚至关系中国青铜器的没落，中国青铜器工艺很少运用在生产工具上，所以青铜器的没落和铁器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反而是墨的发明与出现，严重的加速了青铜器的衰落。墨让书写结果可以长期留存，放进周文化的脉络中，最要紧的就是写下来的字能够保存下来。有了墨就可以在竹简一类的载体上长期留下需要记录的内容，而不必为了留下文字契约费那么大的劲去铸鼎。西周是刻有铭文青铜器的极盛时代，直到墨的推行与广泛使用。
从商到周，中国文字一直带有非人间的神圣性质。从古史起源上，中国的文字从来就不是语言的衍生，非表音文字显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产生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对文言文恨之入骨，将其视为传统大恶的代表。但正是这种艰涩的文言文，这套和语言脱离的文字系统，才得以将中国的统一维系住，没有因各地方方言的差别而无法沟通，四分五裂。
举个例子，广东人说的鸟语你听得懂吗？广东话不只是发音与我们北方不同，就连很多语法也和我们北方的语言系统不同，但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同一套文字，所以在南北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我们从未分裂。
当年，带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周人，为了构建长久组织关系，巧妙地运用了商人发明的文字。进而在他们的忧患意识主导下，也必然战战兢兢的看守这套文字的有效性，保证文字稳固流传，不会消亡，也不会被取代。
宗法、封建、加上非表音的文字，又给中国文明带来了另一项特质——这是一个记忆的社会，重视记忆，要求记忆。从人的基本身份开始，就是一套记忆的建构，你是谁？你该在宗法亲族中有怎样的义务负怎样的责任？
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当然这个是相对于西周礼教的鼎盛时期形容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孔子就是这个价值观里中毒太深的人。他主张要回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源头，也就是封建刚建立的黄金年代。这个主张本身就有很大的矛盾，因为如果真的回到那个年代，那里根本就不会有孔子的位置。在那个旧体制中，就没有老师这个职业。关于孔子，在第二册中，我们会详细深入的讨论。重新认识孔子，是理解从西周到东周历史变化的关键要点之一。
最后是本书的总结，这个总结太经典了，以至于我认为任何的解拆都显得是对原文的亵渎，对作者的不尊重，所以在这里，我要把原文给大家朗读一遍。
现在，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留有的印象，以及习惯提出的描述，其实大部分是由周人建立起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已然显现，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同的人与不同的文化并存。考古和文献对比也显现了商朝社会及文化与我们认定的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历史上绝对不容忽视的大转折，发生在商周之际，周人打败了商人，以人本的宗法取代了重鬼神的组织原则，又以封建制取代了原有，松散共主制。
封建新政治也刺激了新地理的产生，或者说彻底改变了这块区域的地理划分，中国被重新分成一个个国，每一个国又分成了一个个更小的封地。其中有许多国的地理基础，历经两千多年，持续作用，至今规范了我们的地理认识与理解。例如说，尽管山东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也有几百年了，然而山东的东部和山东的西部，至今在风土意识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东边是齐，西边是鲁，行政上没有分别，但历史上的界限却继续留存在人的观念里。
地理上的变化，还牵扯原来的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出现普遍筑城的现象。在传统中划分的夏、商两朝，夯土筑城更加发达，到处林立的小城，在周人封建的过程中，逐渐被编入了分层的系统中，于是产生了前所未见的城与城之间的密切互动，而且原本存在于城与城之间的空荒地带，也随之被渐次开发。
城的变化又引发了新网络的形成。在分封的新制度下，城与城有了上下隶属关系，产生了交通往来的需求。有了交通，就有了交易与商业活动，我们可以从东周繁盛的交通贸易状况追溯到西周的草创时期。
另外，周人对文字的高度重视，带来了文字的巨变。最根本的突破在于文字和语言间的关系。对比阅读两本最古老的文献——《尚书》和《诗经》，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变化的方向与结果，《尚书》几乎无法念，无法朗读，《尚书》中的文字和后世的语音系统，显然有着极大的差距。或者再换一种方式说后，世的这套文字读法，在《尚书》成书时，应该还没有确立起来。《尚书》的佶屈聱牙，来自其中文字和语音没有固定的、可遵循的规律。
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规律是在《诗经》中建立起来的，《诗经》是周人将原本没有明确读音的这套文字，用来记录声音，还原语言的伟大实验。《诗经》之后，这套非表音的文字，才有了至少可以对应语言的方式，文字和语言相对应，保证了这套文字能够继续存留下去。
从西周到东周，从朝代史的角度看，仍然是同一个朝代，但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看，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三个人来思索这番变化的核心意义。第一个是孔子，他实质上是个改革者，却坚持守旧与复古。第二个是庄子，他彻底放弃了原有的封建规范，试图由规范的反面建立新的人生态度。第三个是老子，他巧妙的寻找一种规范瓦解时，人如何自保，如何运用变局的世故智慧。
这些是从通史的角度往下继续认识中国历史的几条路径。
好了，读完总结，我们这套书的第一本《中国是怎么出现的》就已经全部拆解讲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指正和批评。接下来，第二本《文明的基因》将在下周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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