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美韵

宋词，“情思细腻，比兴婉曲，境界朦胧”。我们可以从对宋词最大众、最广泛的理解中分析得到，词是一种内在化的表达方式，这是它的主动选择。

市民阶层的发展是娱乐文化兴起的映射，从宋词作中不难发现，勾栏瓦肆、酒楼妓院、喝酒逗乐唱小曲儿等占据着重要地位，“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其次，特定的文化政策也是宋词发展的一大原因。“重文轻武”的局面是宋朝兵力赢弱的根源，却也是文化繁盛的助力。据史料记载，宋代对于科举制的重视程度达到了一定程度，“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取进士、诸科达5800余人”。正是对文化的高度礼遇，才使得宋词能在词作史上独领风骚，才使得八大家中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为百姓而歌的柳三变，人称朱子的朱熹，以及辛弃疾、范仲淹等，得以成长为值得被历史铭记的一方大家。

除朝堂外，市井也为宋词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化氛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便是对当时柳词盛况的生动写照。市井文化对词有巨大的需求，反之，市井素材对词的内容、体裁等有无穷的吸引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孕育出贴近生活、反映情思、通俗简明的一派宋词。

词之一事，歌咏为源；始于勾栏，兴于瓦肆。

以市井词人的代表柳永为例，一首《雨霖铃》打动千万人，勾起万千魂：“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一首爱情词，缠缠绵绵、满腹柔情。杨柳、残月，长久以来固化为思恋、离别的景物，其不过是最常见的物象、最普遍的字词，却不矫揉造作、不生硬拗口。用今天的话来说，宋人写词很走心，便是于朴实中见真情。再者，柳永创制的慢词，进一步推动俗文学发展，这也是其最为成功的转向。勾栏瓦肆中的商贾戏子文化水平多有限，若是艰涩难懂，又何以在群众中立足呢？文学是人学，文学为人服务。所谓人，便不可将最具有代表性的平民百姓孤立开来。

宋词，亦与作为一种“词曲交辉、诗乐合壁的音乐体裁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的流行歌曲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直致所得”还是“离形得似”，不论是以整篇作品作为歌词还是化用名句，流行音乐在通俗化与情感化方面与唐诗宋词的关系是继承创新、一脉相承。我们知道，在俗文化的大潮流之下，“媚俗成为了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而也正是俗文化，宋词得以生生不息，终为大成。

从这个角度来看，通俗化与情感化是能被大众所接受的两大通行证。

词之成就，以宋为首。谁谓风骚？其之三变。谁谓豪迈？其之东坡。

接下来，让我们将视线转移到两大流派——婉约派与豪放派之处，这也是柳永与苏轼之间的对立统一。三变，即柳永，字耆卿，北宋著名词人。东坡，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谈到宋词，便绕不开此二人。“诗庄而词媚，诗境阔而词言长”，词相较于诗歌来说是市井文化，从格律对照等来说更为洒脱不羁，从修辞想象等来说更为浪漫情深。柳永与苏轼之所以值得一提，最核心的便在于他们有宋词的精神气韵。一个时代之所以耀眼是因为有群星的存在，要分析一种现象要找重点、抓典型。学界一直以来便对“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与“会挽雕弓如满月”的苏东坡较为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能代表一派宋词。此两派也顾名思义，一婉约：选取物象多为“小桥流水”，表达情感多闺阁情思、感物伤春；一豪放：笔端处尽显铮铮傲骨、侠义豪情，字里行间多为不甘寄人篱下、碌碌无为之意。

七尺男儿，心细如发；凄凄切切，别有洞天。柳永，婉约派代表人物，其笔下的女性角色有情有义、栩栩如生。在《蝶恋花》中，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王国维誉为“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浪淘沙慢》被夏敬观称为“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其中有“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之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于本心、忠于感情的恋人，一个感性的、纯真的词人。不能将柳永、将婉约简单肤浅地理解为烟花柳巷、风花雪月，他们的本质从来都是对人情感浪漫地剖析与展现。

若说市有柳永，那么朝有苏轼。东坡其人，爱恨恣意。苏轼的文风与柳永相左，如《临江仙》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些句子扑面而来的便是一种磅礴、一种武威，这也是与积极的文风和时风有关。但相较而论，宋朝与宋词的气质更加倾向于婉约一派。

但婉约派与豪放派从来便不是完全对立的，婉约亦有豪放之刚，豪放亦有婉约之柔，如苏轼亦有“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之调。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上，两者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最终却走向了同一个终点。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气韵。宋词的美是由词人的精神所缔造的。柳永的《鹤冲天·黄金榜上》中有“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亦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从中便可窥见柳词的别具一格。在表达情感的创作史上，对于仕途不顺的描写多是凄冷气氛，或牢骚满腹、或自哀自怜、亦或讽刺自傲。但柳永并非如此，他反而顺着称呼自己为“白衣卿相”，他反而找到了最舒服的姿态。从他的词句中，感受到的是失意背后的洒脱，是一种新的、看待生命的视角。生命有许多种存在的方式，没有优劣，只要无愧。

再如豪放派苏轼的一首《定风波》，于小处见大志。不过是外出遇到了下雨，在苏轼的笔下，却营造了一番大境界：“何妨吟啸且徐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世浮沉又有何惧，想来词人心中定是从容旷达、豪气万千。在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亦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与“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之感。欲指点江山却仕路坎坷，无奈叹惋自慰。“言近而意远”，读来酣畅淋漓，此之谓宋词之精神气韵。

精神气韵无色无味亦无形，但它充斥在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市井中，在山河处，居朝堂之高，处庙堂之远。正是重文的大度给予了词全新的审美。而能懂得包容的社会绝不会被历史遗忘，宋即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