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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完毕
1400—1900 年间，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考试体现了一种王朝权力与士商精英之间协同运行良好的合作关系，遍及整个帝国疆域的地方考试、乡试、会试都由不同层级的教育机构负责维持，帝国的利益与文士们的价值体系通过这些机构达成了双赢。本书的每一章都是在向读者展现，科举制作为一项可行的教育和文化制度，是如何通过其自身的延续和变革来服务于它所参与建设的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需求。因此，它的覆灭给末代帝国统治者和改革者们所带来的后果，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由于明代商业化的发展以及人口增长，明代文官选拔的范围第一次从京城会试、省城乡试扩展到了 1200 余州县。此外因为明、清两代考生人数的激增，相比人数不断增长的举人和其他地方性功名，进士出身有了更为卓然的优势地位。
精英文人文化的内向化（ internalization ），部分是由科举科目所决定的，但科举科目同时反映了文士们对帝国利益所持的看法也能够产生深远影响。对于文士阶层的道德教化，长久以来都是朝廷最为关心的议题，正因如此，他们才需要科举市场来保证他们所选择的官员可以服务于统治者家族。
当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再也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们的必修知识后，经典不再是分析的基础，而成了分析的对象。
科举因其触角遍及帝国的每个角落，所以考试市场成为帝国不断再塑自身权威的重要舞台，但儒家经典和道学思想同时也经由国家官学、私人书院教授给了那些远离帝国王朝权威中心的僻居一隅的人们。
诸如科举制这样的帝国制度土崩瓦解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统治集团都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无论是清末的改革者还是民国初年的革命者都未能料到这一跨越两个朝代、延续五百余年的历史制度在公共生活中是如此根深蒂固。
因为皇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功用长久以来被视作理所当然，并在科举考试的日常礼教实践中被长期接受，所以人们对皇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功用所抱有的象征性幻想，仍然要比他们对某些激进改革派们所力主兴办的不切实际的学堂清楚得多，甚至那些意图良好的激进改革者们自己也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意义何在。在这一点上，至少永乐帝和康熙帝思考得要比慈禧皇太后及其朝廷深入太多。
过度自信的西化精英们对那些科场考生和当地民众经常聚集之场所的文化意义毫不在意，对宗教和迷信活动更是嗤之以鼻，所以很多寺院和祠庙都被强行改建成学堂。
明、清两代统治者与士绅、军人和商人精英之间令人啧啧称奇的合作关系，在 1905 年后被颇为随意地抛诸脑后。尽管科举的一些制度遗产仍旧活在 1911 年后中国的现代文官体制和大学入学考试之中，但清王朝的覆灭，毫无疑问标志着帝制中国文官选拔的科举制度的文化史已然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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