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把《带一本书去巴黎》看完了,似乎跟着作者一起浏览了巴黎,听着他们的讲述,我被带回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真切地感受了一番不似教科书罗列大事件般的历史。这里的历史,生动而又细节,细节地在你心上砍出一道信仰。
对欧洲充满兴趣,也是因为自己的好奇,好奇在那样动荡的年代,欧洲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保护下诸多的珍宝,免于革命的倾轧。或许这也源于自己对由于朝代更替时势变迁所造成众多古文明瑰宝消失的遗憾。
经过了法国大革命的巴黎,我想,是带着伤痛的。可是,所有文明的进步都必然有伤痛的,国家有伤痛并不可怕,可怕地是在同样的地方一痛再痛。而我始终铭记这样一个词,“大难兴邦”。所以巴黎的每一处建筑底下,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如果不明白巴黎建筑的历史,游人很难触摸到它真正的灵魂。就如同圣谢荷曼教堂里某个后墙上划出的空位,巴黎人等待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以确定死难者的确切人数。他们不想放一块死难数字模糊的纪念碑上去。因为他们觉得,这对历史不负责,对死去的灵魂不公正。他们希望牺牲者的生命能够活在纪录里。因为信仰“自由,平等,博爱”的巴黎人深信,那些无辜死难的人们同样也有活的权利。
同期发生的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过程与结果的对比,就好像拉法耶特在美国是个人人敬仰的大英雄,而回到法国后的命途多舛对比一般强烈。
对美国人来说,战争就是战争,制宪是制宪,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两种东西。战争是开放的、民众的、血雨腥风的;制宪是关起门来的,只有精通律法的人参与的,有激辩但是却必须退让和妥协。他们认为,当然制宪也是一场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制度的内在变更,不是街头的外在形式。所以,当那些制宪代表们在议会厅内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中年高德勋的富兰克林提议去请牧师,由牧师带领所有的与会代表,念诵“请放弃惟我正确”的祷告词。在制宪的会议大厅外,是一个安静的、等待中的美国。最后,在代表们签字的时候,没有一个地区感到满意。他们只是觉得,只能有所妥协。今天的美国人,还是感激自己的前辈,在教科书里把它称为“伟大的妥协”。至此,宪法经过各州民众同意通过正式生效历时近两年,使用至今历时两百多年。在这两百多年里,完成了几十次政权的和平交接,没有一次是暴力政变。真是令人赞叹不已。
而对于法国来说,在路易十四十五时期,本可以有制度和平演变的机会,但生生被扼杀,以至于后来的进步都形成了一种假象,总会被某只看不见的大手再次拖回原地或者更早。高中学历史的时候,印象很深的一个事件便是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那时不是不疑惑的。整本书看下来,路易十六也只是一个悲剧的国王,更谈不上有多么大的暴行,他的才情他的悲悯他的改革之心在失去控制的巴黎中实在太微不足道。最后只能在断头台前留下最后一句话,以希望巴黎人警醒:“但愿我的血,能够称为法国人民福祉的凝结剂。”
法国大革命始终宣称自己在追求实质争议,可是并不是那么动听的,保障实质正义真正实现的程序主义却被忽略了。对程序主义的忽略,是大革命以后,法国政权交替频繁,以暴力政变为手段的真正原因,公正的审判,才是结束一切暴力和仇恨的唯一办法。
最后,还特意去对比了法国大革命和火烧圆明园时间的自己,真心很好奇,如此热爱艺术的法国人到底是怀了怎样的心情毁掉了全人类的瑰宝圆明园?同时也深深地遗憾,不曾出现如梁思成那般的人,在战争中却尽力护住即使国仇家恨并存的日本历史建筑。
ps.纪念两位伟人:
伏尔泰: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它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雨果:第一次将善和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国人面前。他把社会如何对待弱者,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放在了世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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