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本《我心归处是敦煌》，深深为樊锦诗、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敦煌人、扎根敦煌献身文物保护的考古、艺术、科学家们所感动。
敦煌莫高窟是综合性的，结合前阵子网上“文科无用论”，在樊锦诗书里面，我看到的敦煌是综合性的考古、文物艺术，不是仅文科生或仅理科生就能搞掂的，仅就涉及的文字来说，就有希伯来文、梵文、藏文、西夏文等，大部分是已经消失的文字，不读懂这些文字，如何解读和研究？不阅读文献资料，如何搞懂这些文字？
樊锦诗和先生彭金章是北大同班同学，他们共同的老师考古学家宿白，曾经有个电视片介绍宿白先生是“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这句话对樊锦诗夫妻俩同样适用。
彭金章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大学，一手创建武汉大学考古系，为了妻子樊锦诗的事业，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既当爹又当妈，终于在和妻子两地分居19年后，放弃武汉大学亲手开创的事业，调到敦煌，又从头开始搞敦煌的北区考古，在不被人重视的北区，术业有专攻，专心致志，先后清理发掘出珍贵文物，60多岁写出100多万字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3卷，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后来䍜患癌症不幸过世。可以说没有彭金章，就没有樊锦诗。樊老在书中深情的回忆了他们的相识、相恋、相互扶持一生的动人故事。
这是彭金章去敦煌看望樊锦诗，两人在鸣沙山上留影
读完全书，我理解贯穿全书的一根线是：1963年樊锦诗毕业离校前，时任北大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特意把她找去谈话，叮嘱到敦煌后一定要完成敦煌石窟考古报告，“考古报告要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去的是敦煌，就要把敦煌的考古报告搞出来”。樊老一直把师长的嘱托放在心上，可是客观情况老是在变动，直到80年代敦煌恢复正常业务，才把这个事情作为大事抓起来。直到2000年前后，40年了，报告还没有完成。这也成了樊老心里最大的一笔”欠债“。
围绕着考古报告，有个小插曲，樊老的授业恩师宿白先生对弟子这么长时间搞不出报告来，很不满意，“嫌弃”她不务正业，不好好做石窟考古的学问，老是被大量行政性工作缠身，待弟子去北京就考古报告请教他时，去了三次，问了弟子三次问题，颇为有趣。
第一次
宿先生直截了当地说：“你怎么现在想起来写考古报告了，你是为了树碑立传吧？”弄得樊老哭笑不得。那段时间先生老长时间没听到弟子的考古报告进度消息，以为弟子不做了。
第二次
樊老又去北京找宿先生，宿先生问：“你写考古报告是不是为了树立政绩？”樊老半玩笑地回答：“宿先生，您真了不起，还知道政绩这词。我要是为政绩的话，就不知把多少升官的机会丢掉了。”其实樊老清楚老师是提醒她，那段时间老有电视采访，让弟子不要老在电视里晃来晃去，把时间浪费掉，要专心搞学术研究。
第三次
考古报告的第一卷将要完成了，樊老又去找宿先生。宿先生问：“你是不是为了还债？”这次樊老不说话了，只是点头。
历经40年，到2011年，樊锦诗和团队终于完成《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
所以，莫高窟开窟和造像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发展和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谋求自由和强大的历史。敦煌在历史上有着战争的苦难背景，同时也有着。。信仰的背景。越是在苦难的时候，越需要有信仰，也许这就是敦煌能够在苦难中孕育出如此灿烂文明的历史根源吧。
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樊锦诗经常去三危山、鸣沙山，去九层楼，去。。，在天地之间，思考人生，安放自己的心灵。书中有段话很让人感动：
在一个人最艰难的抉择中，操纵着他的往往是隐秘的内在信念和力量。经过了突如其来的很多事情，经过了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我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最终我还是选择留在敦煌，顺从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内心的意愿。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我已经习惯了和敦煌当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年、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记录、研究。我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然后看见壁画上。。的脸色微红，泛出微笑。我习惯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杨树在春天长出第一片叶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直到现在，我每年过年都愿意在敦煌，只有在敦煌才觉得有回家的感觉。有时候大年初一为了躲清静，我会搬上个小马扎，进到洞窟里去，在里面看看壁画，回到宿舍査查资料，写写文章。只要进到洞窟里，什么烦心事都消失了，我的心就踏实了。
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我读到樊锦诗在生第一个孩子的那段不禁泪目了，原本计划的去武汉生孩子，不但遭遇上级的不准假，还被勒令去摘棉花，到了快生了才获准去县医院生，由于什么都没有准备，樊锦诗好不容易生下的孩子连件衣服也没有，就那么用自己的“棉猴”当衣服包裹着赤裸的婴儿。后来在护士的帮助下给丈夫拍了电报，当丈夫挑着扁担找到母子俩时，已经好几天过去了。樊锦诗再也控制不住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看到这里，我不禁也流泪了。同为女人，想起了自己在生产时的满腹委屈、难过、怨忿、伤心，感觉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我，心理极度抑郁。更何况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的条件简陋，尤其是在西北荒漠，周围一个亲人也没有，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但是樊锦诗真是不简单，有无比强大的心理适应能力，痛哭过后，很快调整好自己，居然还能注意到丈夫远道挑来的扁担“百宝囊”里的鸡蛋一个都没有碎，“百宝囊”是丈夫在武汉准备好的衣服、奶粉、鸡蛋等，坐了火车坐汽车，挑着扁担长途奔波了好几天。她称赞丈夫“他真了不起”。
彭金章先生在撰写考古报告时也有个小趣事，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家里的客厅也是餐厅也是工作室，有一天同事们来家里谈工作，无意中竟然发现餐桌底下有个北区挖出来的骷髅，吓坏了。这是彭先生准备编号的，工作太忙，有时就带回家里做。
樊老认为：原来世界的意义并不取决于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和时间，而取决于心灵对世界的体验和感知，心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如果此生找不到自己心灵安顿的地方，如果心灵一直在流放的路上，就犹如生活在漫漫长夜中。当下就是涅槃，当下就是。。。。，明白了这一点，莫高窟岂不就是我的。国，我此生的净土。心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而心的强大，就在于正定，在于守一不移。
对于壁画修复工作，描写是很诗意的：
壁画修复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作，也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耐力的工作。有时候一天只能修补一小块壁画。工匠的生命就在这样缓慢的注射、粘贴过程中度过。就像敦煌研究院临摹壁画的画家一样，他们每一天就是在模仿古代画工的笔触，以求接近那最准确的真实。时间一分一秒在缓慢的工作中流走；几十年光阴过去，不知不觉，黑发已经变成白发。
她说：也许没有了这种慢节奏，整个时代将会变得肤浅。
衰老和死亡是自然的规律。其实真正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人生有许多遗憾无法弥补，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不知心归何处。死亡会使我们无可奈何地告别生命中那些有价值的事物，使我们放下那些饶有趣味和意义的事业，使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来过，所有你所喜欢的、不喜欢的，留恋的或者厌弃的全部都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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