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 声望和社会支配

本章主要探讨了社会地位和支配行为的进化心理学，这些现象在动物界（从鳌虾到人类）中十分常见。支配等级是指，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成员比另一些成员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些对个体的生存和繁衍都非常重要的资源。支配等级给动物带来了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而动物已经进化了相应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激发个体获得更高等级的动机，以及选择合适的服从策略等等。在有些物种当中，体型的大小是决定个体支配等级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灵长目动物（比如人类和黑猩猩）中，寻求同盟的社会技能是个体能否获取较高地位的关键因素。一般情况下，个体的地位等级越高，他就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那些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重要资源。

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自然选择已经在男性身上塑造了更高的追逐地位的动机。如果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那么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就会为了获得繁殖成功而采取更多的冒险行为去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在这样的择偶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妻子（古代），或者更多的性伴侣（现代）。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个进化假设。在公元前4000年，在有历史记载的6种文化背景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总是拥有大量的妻子、情妇或者妾室。跨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早在3岁时就已经形成了地位等级。经验证据支持了下面这个假设：男性在社会支配倾向上的得分比女性更高，他们往往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地位是合情合理的。女性倾向于平等主义，而男性则倾向于等级主义。另外，男性和女性在表达他们的支配地位时所采取的行为也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女性通过亲社会行为（比如解决群体内部存在的争端）来表达她们的支配地位，而男性的支配行为则主要是为了个人的收益和升迁（比如让别人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而不是亲自动手）。如果给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选择的话，支配型的女性通常会命令男性来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而支配型的男性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DeniseCummins提出了支配理论来解释我们身上专门用于获取支配等级的认知机制。支配理论包括两个关键的命题。第一，人类已经进化了领域特殊性的推理策略，专门让我们对涉及支配等级的社会规范进行推理。这些推理策略包括对下列概念的理解，比如允许（比如谁可以和谁结婚）、义务（比如谁必须在社会斗争中支持谁），以及禁止（比如谁不能够参加战争仪式舞蹈）等。第二，这些认知策略应该先于其他推理策略而出现，并且独立于其他的推理策略。支持这个理论的经验证据有：（1）3岁大的儿童就能够对支配等级进行推理，并且可以理解支配等级的连续性和传递性；（2）如果欺骗者的地位比我们低，那么我们对这些欺骗者的记忆将会更好；（3）当站在地位较高的角度来检查那些地位较低的个体时，人们倾向于寻找违背规则的反例。

支配理论所关注的是支配行为背后的推理机制，而吸引社会性注意的潜力（SAHP）理论则主要探讨了各种相关的情绪机制，这些情绪机制专门用于解决那些由社会等级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常见的情绪机制包括：地位提升之后的兴高采烈，担心地位产生变动的社会性焦虑，地位下降之后的羞愧和愤怒，嫉妒（激发个体去追逐那些别人所拥有的东西），以及沮丧（有助于个体表现出服从行为，从而免受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

个体的支配地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挺拔的身姿、低沉而洪亮的嗓音、直接的眼神交流、大步流星的行走习惯、面部特征（比如强壮的下巴），以及体型。睾丸激素和5–羟色胺都与支配地位存在相关，但是它们和支配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不能确定。有研究证据表明，在体育比赛之后，胜利者的睾丸激素保持了上升的势头，但是失败者的睾丸激素却开始下降。在黑猩猩当中，如果其他黑猩猩没有向首领黑猩猩表现出服从的问候，首领黑猩猩体内的5–羟色胺含量会急速减少。虽然我们现在对睾丸激素和5–羟色胺的进化功能还不甚了解，但是它们的增长有利于个体维持其支配地位，而它们的减少有利于个体免受某些危险的挑战。

有些理论家认为，自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追踪地位的机制。自尊至少能够以下面三种方式发挥作用：（1）当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开始减少时，激发我们去改善或修复相应的社会关系；（2）指导我们作出合适的决策——可以向谁发起挑战，应该向谁表示服从；（3）追踪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配偶的满意程度。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精确地阐明自尊的所有潜在功能。

虽然本章的大部分篇幅都放在了支配行为上，但是我们不该忽略服从行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必须反复地面对那些需要表现出服从行为的场景，所以，如果自然选择没有塑造出相应的进化机制来解决那些与服从行为有关的适应性问题，那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虽然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还寥寥无几，但是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服从策略。它们分别是低调（降低自尊水平，避免发生冲突；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服从行为，免于受到来自支配型个体的攻击）和诋毁出头鸟。为了检验这些假设，为了给一个关于地位、声望和社会等级的完整进化理论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我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