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2007哈佛毕业演讲
比尔·盖茨，慈善家、微软公司创始人。
尊敬的博克校长，鲁登斯坦前校长，即将上任的福斯特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就说，我肯定会回来拿我的学位的！”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时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从微软公司退休了，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下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鼓掌，因为你们的学位拿得比我顺利。让我庆幸的是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辍学生发言，因为，在这组人里，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还成功地使现微软总经理史蒂夫·鲍尔默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所以说，我也没有起什么好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而不是在你们的入学欢迎仪式上，否则今天能够在这里毕业的人就会少得多了。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体验。校园生活充满乐趣，我常去蹭其他专业的课。在哈佛的住宿生活也很棒，我在拉德克利夫住，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没有早起的习惯。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粘在一起，拒绝做出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拉德克利夫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可给我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们懂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阿尔伯克基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说我想卖软件给他们。
我怕他们会因为我仅仅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而挂断电话。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以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我的软件还没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奇妙旅程的开始。
我记忆里的哈佛是一片充满生机和智慧的田野。哈佛的生活既激动人心，又让人望而却步，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能够生活在哈佛是一种馈赠，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萌生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但是，如果好好想一下，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地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样的差距使无数的人们生活在绝望之中。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和政治上的新思想，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促进社会公正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在我走出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数以万计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我花了几十年才发现这个现实。
同学们，你们在一个不同于我的时代来到哈佛。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到了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贡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笔钱——这些金钱和时间，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把他们花在哪里？
对于我的妻子梅琳达和我来说，挑战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在讨论的过程中，梅琳达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上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把救治他们当作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药，并没有被送到他们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实不该如此。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值得我们优先处理这些事。”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但是，你们和我却拥有这两者。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能够赚到钱，至少能够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还能为政治家带来选票的方法，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长远的道路，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我很乐观地相信，我们能够做到。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而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
生命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我们这些人会目睹人类的悲剧并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并非我们不在乎，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如何做。如果我们知道，肯定会付诸行动。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来自人类的冷漠，而在于世界实在太复杂。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寻求解决方法并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有0.5%的人丧生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寻找到使这0.5%人丧生的原因所在"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降低数百万计此类死亡事件再次发生的概率。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道最新的消息，几百万人的死亡并不是新事。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情就很快就会被人忽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到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想要帮助却无从下手，所以我们只好别过脸去。
如果我们迈出了第一步，也就是发现了问题所在，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想要让关心改变现实，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表达出想要提供帮助的意愿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给出一个清晰确切的答案，那么关心就会落实到行动上。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民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 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爱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明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智慧地应用这项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像蚊帐一样的发明。
以艾滋病为例，毫无疑问我们的总目标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项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开展。因此，现在，我们只好依赖现有的资源，而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可能会传染上艾滋病的行为。
要实现这个目标，又可以采用新一轮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在于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经验中有所借鉴。
当然，你还得要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得让别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提高项目效力，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他人参与到你的项目中来，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项目中的人文关怀，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是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个几百万倍......但，不幸的是，那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甚至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我们让使用者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那么同样地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激动呢？
想要使人激动，你必须帮助他们看到、感受到这件事背后的影响力，如何做到这一点，又是一件复杂的事。
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抱有乐观的态度。不错，人类的不平等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跨越事物复杂性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未来将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一派新的景象。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如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帮助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的计划。他说：“我认为，问题的复杂性起于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很难清晰地判断形势。要通过拨开层层传播的迷云，真正地把握形势，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网络技术刚刚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彼此，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变得更近。
低成本电脑的出现，诞生了一个强大的互联网，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平台。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在于地理距离的缩短，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世界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其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让更多的人使用到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更容易更便捷地帮助彼此。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结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再多做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用他们的智慧，去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呢？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哈佛是否鼓励它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的问题？哈佛学生是否应该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如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那里学到些什么？
世界上过着最优渥生活的人们，是不是应该从那些过得最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些什么？
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的母亲曾因我被哈佛大学录取，而感到非常地骄傲。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媳妇过门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梅琳达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但是她还是抓住了再一次传播她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他们身上承载着更多救助他人的责任。”
想一想，我们这些人，被给予了天赋、特权、机遇这些宝贵的馈赠。那么就可以这样说，我们身上也寄予了世界人民的期待，我们应该做得更多。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真诚地劝告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问题，然后你们要变成解决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优秀。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你只需要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时，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地坚持下去。
既然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怎么还能不采取行动呢？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并为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而感到自豪。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还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而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相同的人们，因为你们与他们，同为人类。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翻译 赵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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