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是研究人类历史很重要的依据，因为它们在发明之初就刻印了当时社会的痕迹，之后被改造、完善，又不断加入新的社会元素，保留了文明发展的印记。棋类游戏无疑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种。
国际象棋大概是传播范围最广的棋类游戏，它的传播过程就体现了不同文明的特点。
现在通行的国际象棋棋具和规则是象棋流传到欧洲之后逐渐定型的。主流认为国际象棋最早是印度人发明的，据说最早的国际象棋只有四种棋子——步兵、骑兵、象兵、战车，这里面的象兵就是很有印度特色的兵种了。赢棋的标准是吃掉对方所有棋子，而不是吃掉王，王可能是后来逐渐加上去的棋子。
后来国际象棋从印度传到了波斯，这幅古画表现的就是波斯人正在和印度使节下国际象棋。阿拉伯人后来征服了波斯帝国，给波斯地区带来了伊斯兰文化，国际象棋也出现了“王后”的原型——维齐尔，维齐尔是苏丹手下最高的大臣，相当于中国的宰相。
阿拉伯人又把国际象棋传到了欧洲，欧洲人对国际象棋进行了更多的改造，比如用王后取代了维齐尔，有的棋子名称形象也发生了改变，这个后边与中国象棋对比时详细说。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教规严格，禁止偶像崇拜，你看清真寺和信徒家里都没有神灵的形象，所以他们的国际象棋棋子都很抽象。而欧洲人则正好相反，欧洲的棋子特别写实，这给历史研究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下面就重点对比一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异同，看看其中反映出中西历史文化的哪些差别。
总的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棋子种类是非常相似的，比如前排都列一排小兵，后面有车、马、相和国王（将帅），棋子的基本走法也很相似。如果中国象棋是自己独立发展出来的，那真的要感慨人类文明的共通性。当然差异也不少，下面咱们一一探讨。
从棋盘看古代战争形式差异
差异最明显的是棋盘，中国象棋双方之间有条界河，排列的阵势也更有纵深，很像是一个城池的攻防战，特别是“炮”这个棋子，是中国象棋特有的。国际象棋的战场明显是在一个开阔地上，阵型紧密排列，让我们想起古罗马的方队。
棋牌和棋子摆法的差异就体现出古代中国和欧洲战争的形态不同。国际象棋传到欧洲是公元10世纪，这时候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是欧洲历史的低潮。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之后500多年，欧洲分裂为无数个小国，要到公元11世纪之后，才开始有一些像法兰克王国这样的大国崛起，重新开始统一欧洲的努力。
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欧洲人口本身就不多，战争动员的兵力更少，几千人的战争就算是一场大战了，所以有玩笑说欧洲中世纪的战争都是“村斗”。这和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制度也是相关联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回到了诸侯林立的封建制，而且没有老大，非常混乱，就像中国的春秋初期，只不过没有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封建制度下的社会是贵族社会，在贵族社会，打仗是贵族的特权，平民是很少参与的，所以中国春秋初期的战争其实也很像“村斗”。
小国寡民，就不可能有大城，今天我们看到好多中世纪的欧洲城堡，这些城堡规模都很小，它们能起到宣誓主权的作用，可以防御一般的盗贼，但作为战争中的防御工事是不现实的——围困个把月就受不了，所以欧洲中世纪的战争以野战为主，就像武士决斗，双方找片开阔地，摆开阵型一战定胜负。
同时期的中国是什么时期？唐宋，正是中国历史的高潮期，经济繁荣，人口众多，唐朝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人口也比欧洲一个小国要多，所以那时候的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城市的攻防战，那么炮的作用自然也就更加重要了。
“士”和“后”
另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是中国象棋没有“王后”，而代之以两个“士”。中国象棋中的“士”代表现实中的什么人，这个好像没有定论，用排除法，应该不是指大臣，因为旁边还有“相”。从功能看，其主要功能是贴身保护将帅，有可能代表了宫内的侍卫、太监或嫔妃，而不能走出米字格的限制，就很像嫔妃了，曾出土过宋朝的象棋子，其中的“士”就是女装的形象。
中国古代的后妃之德是鼓励后妃勇于挺身保护君王的，像著名的婕妤当熊的故事。汉元帝有一次观看动物表演，结果一头黑熊闯出了笼子，奔着皇帝就来了，元帝身后的嫔妃一哄而散，但有位冯婕妤却挺身挡在了元帝身前。后来黑熊被侍卫赶跑了，而冯婕妤对皇帝的忠诚则成为后妃的榜样，被西汉的刘向写入了《列女传》，又在东晋时由大画家顾恺之画进了《女史箴图》。
如果都是指皇帝的妻子，国际象棋中的“后”显然拥有更多的自由。“后”是国际象棋里最厉害的棋子，横竖斜随便走，步数还没限制，如果“后”没了，基本就可以认输了。但“后”的威力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大的，她在欧洲棋盘上刚出现时，走法和中国象棋的“士”几乎一样，只能斜着走一格，这其实和中世纪欧洲的王后的实际地位是相符的。欧洲王后比中国的后妃自由度要更大，她们可以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而且欧洲那时候已经是基督教的世界，基督教是一夫一妻制，所以国王只有一个王后，不像中国皇帝嫔妃众多。
欧洲王后的地位体现在家族上，之前说过，中世纪欧洲小国林立，小国之间征战频繁，为了维系和平，各国王室间通婚是个有效手段，所以王后往往代表了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在重大问题上，国王会征求王后的意见，实际是征求王后身后政治家族的意见。但一般来说，国王还是不让王后干涉本国政治的。“后”的威力变大，是法国人干的，法国人崇尚浪漫，对女性非常尊重，所以法国人就把“后”改造成了威力最大的棋子。所以棋盘上的女权要比现实中的女权来的更早些。
“相”和“bishop”
在中国象棋的“相”这个位置，对应的国际象棋的棋子名字叫“bishop”，英语“主教”的意思。这就是象棋反映出的中西历史另外一个重要差别。
中国始终是一个世俗国家，佛教和道教都曾经成为某些朝代的国教，但宗教领袖从来没有在政权中成为重要角色。当然，如果我们把宋朝之后的儒家看做一种类宗教的话，就有了政教合一的意味，但儒教毕竟只是类宗教，与标准的宗教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西方则不同，基督教虽然诞生之初备受打压，但在西罗马帝国晚期却被狄奥多西一世确立为国教。此时所谓的国教其实和中国古代的佛教道教地位类似，都是被皇帝用来巩固统治的。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就不一样了，世俗的政治权威没了，像文化教育、医药卫生、裁判纠纷等公共服务没人提供了，当时知识水平最高的修道院站了出了，提供了这些公共服务，结果经历漫长时期，教会的权威在民间越来越大，成为了世俗政权中重要的角色。
象棋表现的是战争，欧洲的教会是战争中的常客，像历史上持续两百年的九次十字军东征，就是教皇发起的战争。别看教会好像都是神父，没有军队，可它在欧洲的战争中可是个狠角色。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大肆扩张教会势力，他发布《教皇敕令》，宣布只有教皇可以颁布法律，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教皇可以罢黜世俗君主，等等。神圣罗马帝国国王亨利四世一看这还得了，于是和教皇翻脸，派兵来抓格里高利七世。别看教皇手里没兵，但他有无上的宗教权威啊，格里高利七世于是宣布罢黜亨利四世。各地诸侯一看，国王被罢免了，那我们都可以当国王啊，于是都跑来打亨利四世，把亨利四世弄的焦头烂额，无法支撑，最后只好跑去向教皇赔罪，在冰天雪地里只披着一块破毡布站了三天三夜，才获得教皇接见，国王下跪吻了教皇的脚，才算得到了教皇的赦免。在政教合一的历史时期，宗教领袖就是有这么大的能量。
11世纪正是国际象棋传到欧洲并逐渐定型的时候，风头正劲的教会在这个战争题材游戏中当然要占有一个重要角色了。
公元十世纪左右制作于挪威的国际象棋中的“相”——手持权杖的大主教
小兵的命运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中的小兵，根本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战争的炮灰，他们往往是底层的农民，被强制征兵服役，干最粗最重的活，还要负责抵御敌方第一轮最猛烈的冲击。
在苏格兰海滩发掘出的一套十世纪制作于挪威的国际象棋，像王、后等主棋都刻画的栩栩如生，但小兵则没有形象，只是一块块类似墓碑的石板。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兵都是只能往前走，不准回头，一次只能走一格。这既反映了步兵能力有限，也充分体现出炮灰的特性。不过国际象棋的兵有个特殊规则，如果能走到对方底线就可以华丽变身，可以自主选择成为除了“王”以外的任意棋子。走向底线的征途是充满荆棘的，但给予冒险的奖励也是异常丰厚的，这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下崇尚军功的结果。
小兵的命运也体现出同时期中西方历史的差异。回顾中国古代历史，国际象棋中小兵逆袭的故事，在春秋战国是可以发生的，那个时代与欧洲的中世纪比较相似，都是封建社会，平民出身、行伍起家的名将很多。而中国象棋定型是在宋代，重文轻武是宋朝政治体制的特征。别说小兵，高级武将的社会地位也不如普通文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就是从宋朝出现的民间谚语。这种重文轻武的趋势与古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也是暗合的，截至宋朝，中央集权的帝国政体已经发育了一千多年，建立在文官体系上的官僚政治已经非常成熟，帝国最需要的是皇权的稳定，它不能容忍内部任何可能挑战皇权的因素。
在宋朝，真正小兵逆袭的例子大概只有狄青，他出身行伍，脸上还有金印（宋朝士兵脸上都要刺字，防止逃兵，所以水浒里骂人都说“贼配军”，可见宋朝士兵地位之低），最终以军功官至正二品的枢密副使，相当于大宋军队副统帅。皇帝要让御医给他消去脸上的金印，狄青不肯，说要留着，“让天下贱儿知国家有此待之也”。但终宋一代，也只有他这一个特例了。
宋朝的武将是比较让人同情的，像狄青这样位极人臣，却因为皇帝和文官同僚的猜忌而惶惶不可终日，最后郁郁而终。岳飞的例子就不用说了，大家都很熟悉。总得说就是武将很难出人头地，而一旦出头了，就会受猜忌和打压，不能让你善终，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这是制度性的设计。但是宋朝，以及宋朝之后的各个朝代，又确实能长期保持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不像同时期的欧洲，战乱频繁。孰优孰劣，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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