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节继续介绍自己的暑假西北之旅，见到了榆林附近的长城，也遇到了很多当地的中国朋友，和他们聊天和吃饭的过程中，双方展开了互相了解。特别是思维上的冲突，但当地年轻人还是很好客的，抢着给何伟买单，这种文化，何伟可能还是第一次见哈。
喝酒聊天
这里的土地支离破碎，缀满补丁，绿色的玉米地和成排的杨树显示出劳动的艰苦。面对这绵绵的沙丘和了无生气的褐色地平线，这样的艰苦劳动显得有些劳而无功。同样，废弃的长城说明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劳而无功，明代统治者为抵抗外敌而修建了这些要塞，可如果采用外交的手段，这样的外来者处理起来要容易得多。（何伟当年还是民主思维，可能也不太了解世界军事斗争的本质~利益）这个东西的尺寸——既小得可怜，又大得惊人；我一脚就能轻易跨过，可它又长达两万多公里——全都在显示着，一旦出错，中国人可以走多远。（外交更加没用，外族要主动入侵，只能使用更强的武力才有可能换来和平）
不过，同样很有中国特色的是，尽管这道城墙当初是个败招，现在却极有价值。它已然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符号，举国荣耀，没有人想到蕴含的负效应，如孤立主义、固执己见。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之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爱我中华》跟电视台上播出的许许多多同类音乐节目一样，有着古怪的吸引力——我常常要耐着性子才能看到它的结尾。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着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地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古代的中国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建国后提出的56个民族是一家，非常英明的策略呀，团结一起内部力量）
电视上似乎总有类似的东西——实际上，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你总能找到一个频道，正在讲述某个快乐的少数民族。这样的娱乐节目让我不免有点疑惑，至少在我次年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是这样感觉的。回到密苏里之后，我到一所公立小学上一些辅导课程，学校的孩子们为了庆祝感恩节，讲了一些传统故事，说美国早期的清教徒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怎样牢固的友谊。（骗小孩的童话故事而已，美国白人杀光了大部分印第安人呀）我由此意识到，这样一些共同的情绪正是联结美国和中国的一种纽带——两个国家都有些骄傲自大，把自己曾经的惨败扭曲成了骄傲的资本。一想到这里，我就回忆起来，我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看见印第安人跳舞的次数比这还要多得多。（历史由会编故事的人书写，全世界都一样，甚至搞的现在很少美国有人同情印第安人啦）
不过，正如感恩节那样，万里长城也早已超越了它当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现在仅仅意味着伟大。针对它所作的很多描述——说它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说从太空中也能够看见它——从常识上来说都有点不太靠谱，但这样的事实无关紧要。哪怕是它所喻示的中国人的孤立主义也已经没有任何说服力了，因为每一个外国政要都会被带到北京附近的长城做一番参观，每一个外国游客都可以随意参观。它已经变成了新兴的开放中国主要的胜景，它与其说是一道城墙，还不如说是一座桥梁，它让外来者仅凭着一道令人叹服的景观就领略到了中国的无尚荣耀。非但没把蛮夷之族阻隔在外，反而确保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会带着某种崇敬之情看待这个国家。（长城只是军事工程而已，其实没有这么多后来的解读呀）这样一来，这个建筑工程再也不是什么浪费。虽然时间又过去了五百年，但中国人最终发挥了长城的用途。同样，我知道这些散布在沙丘之间、被辛勤耕耘过的玉米地也不会劳而无功。不管怎么说，它们都会熬出头的。
在榆林，我的日程安排得很有规律，上午到老罗家串门，下午到一家小餐馆等着吃饭。那家餐馆的饺子味道很好，还可以喝到当地产的啤酒。老板娘是个艰苦而务实的人，在累了一天的男人们常去喝酒的地方，总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会拿我的口音开玩笑，说一半像老外，一半像四川人。只要餐馆里进来一个顾客，她就会把我那些重要的信息宣示一番：国籍、年龄、中文名字、单位和薪水。顾客们总是强调说我的薪水太低，因而要替我付酒钱。为了维护一下面子，我对“美中友好志愿者”的性质做了一些解释，还说我们来此是为了建立美中友谊，而不是为了挣钱。无一例外，这样的解释又会激起大家的热情，又要替我付一轮酒钱。我于是想办法付第三轮酒钱，但总是不成功。接着，我们会热情地握手，说一些改善美中关系的话。（哈哈，都是外交家，想靠着几顿饭改善中美关系，有意思呀）然后，我就回到旅馆，等夜晚凉下来就上床睡觉。
我在榆林的最后一天，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餐馆，要替我付酒钱。一个姓王，一个姓赵。他们让我跟他们以同志相称。那天是星期五，他们刚刚在附近一家工厂上完了早班。
我们几个人很快就喝了两轮啤酒，喝到第三轮的时候，两个年轻人的脸上开始发红，他们也开始讲起了中国的历史故事。王同志给我讲了禹王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控制住黄河水的人。幸好我在中文课本上学到过这个故事，因为口音的问题，王同志讲的那个版本多少有点不太利索。我时不时地点点头，装作明白了他讲的那个故事，而赵同志间或也会插嘴：
“说普通话！你讲的是方言，他怎么听得懂！”
王同志点点头，讲起了普通话。可随后，讲到禹王做出更多英雄壮举，沿黄河修建堤坝和护岸的时候，他又转回到了方言。故事大概是说大禹王辛勤劳动，尽管数次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却都没有时间进去看一看。控制黄河水，可真是个大工程啊。
黄河终于被控制住了，王同志靠在椅背上，喝光了杯里的啤酒。他们又要来了好几瓶，我们的桌子上摆满了空瓶子。在中国的小餐馆吃饭，其中的一个好处是，只要你没走，他们绝不会清理你的餐桌。这样一来，任何人只要从边上走过的时候瞥上一眼，就知道我们几个还不到两点就已经整光了多少东西。那很有面子。那一天，我们干得不错。（这些细节直接都有类似的呀，酒桌文化一直差不多如此）
“听懂了吗？”赵同志问道，“没听懂，是吧？他老用方言讲。”
我说，讲得很清楚，还根据我自己的课本内容复述了几个细节。
“看见没？”王同志很是得意，“他全听懂了！”
王同志突然之间提出，我必须去看看他在这条街上的一个投资项目。餐馆老板答应留着那张餐桌，等到我们回来。他们俩都是大个子，我走他们的中间。在卵石街道上，我们三人跌跌撞撞地走着。从罗先生的小摊前走过的时候，我跟他挥手打了个招呼。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投资项目——他们只说有投资项目，只说我们要去看看王先生的投资项目。那天下午很炎热，喝了那么多啤酒，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热得大汗淋漓。（这么接地气的生活，何伟非常融入当地，理解能力也是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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