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歧路 日本帝国毁灭之谜》是马国川先生的日本三部曲之二，第一部《国家的启蒙》https://www.jianshu.com/writer#/notebooks/9893061/notes/99849162读完了，第二部中的人物有几个是熟悉的，不像是第一部中大部分以思想家、政治军事家为主，第二部中主要以媒体人、知识分子为写作主体，在1912-1945年的日本，在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上狂奔时，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读完本书，再回头读前言和后记（这也是我一向十分喜欢的，有时要翻来覆去地读），对作者的深意就比较了解了。
在后记中，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借古希腊先哲柏拉图之口说：
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
在国家前进的道路上，如何防止和克服狂热的民族主义，融入世界文明，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是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要成为国家的“牛虻”，而不是堕落为一群只会口吐莲花唱赞歌的“夜莺”。
1.吉野作造
吉野作造被誉为“大正民主主义旗手”，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他赞扬并支持中国的“五四运动”，从清末他在中国任教的三年，在这三年中，他先是担任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私人家庭教师，后又在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任教，同时也是李大钊在此求学时的老师。到回到东京大学任教，到留学欧美，吉野始终保持知识分子可贵的独立思考，成为一名民本主义思想家。
站在世界看日本。吉野作造在欧美留学三年，思想开阔了许多。所以周有光老先生说“不要站在中国看世界，而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国外留学经历，让他（她）们不囿于一国之内，站在客观的角度冷静看待国家，不容易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蒙蔽双眼。
2.室伏高信——”违千夫之诺诺，做一世之谔谔“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举国一致地支持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的社会舆论里，只有一个人公开唱反调，这就是室伏高信。他公开批评说：
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不过是一个骗人的手段。
”我们不能以爱乡土之心去爱金钱，也不能以爱同胞之心去爱他国的领土。。。。只知道爱日本的人，也应知道中国人的爱中国。“
理解他国的爱国主义，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当他国与自己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时。这种理解很难得到本国"爱国者“的理解，反而会被国内的顽固派骂为窝囊废，稍有疏忽，还可能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而丧命。但是室伏高信毫不畏惧，仗义执言，彰显了一个新闻人的良知和勇气。
3.菊竹六鼓：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瘸子“
举世滔滔之际，还是有记者敢于站出来，大声地对军国主义说”不“，敢于斥责暴徒的罪行。他就是菊竹六鼓，一个坚持新闻理想的记者。他藐视强权、勇敢地说出真相，以一人之力保存了媒体人的尊严。
菊竹六鼓2岁的时候得了骨髓炎，虽经多次治疗最终没治好。他对周围的人说:"你们对我的残疾表示同情是可以的，但我不要你们的怜悯。”
“新闻记者以清贫为荣”
“新闻记者必须比裁判官还清白”
当军部威胁报社时，他回敬道：
如果你们认为只有军人才为国家着想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担忧国家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输给你们！
在菊竹看来，作为言论机关，报社的生死并非系于发行量和广告，使命感的放弃和勇气的缺乏以及无责任心，才是导致新闻精神死亡的原因。
4.桐生悠悠：“富有反抗精神的办报人”
作为媒体人，桐生悠悠表现出独立思考和不屈的反战意识，与军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新闻报道应该永远为民众而存在，应该坚持言论自由的底线。媒体一旦忘记这些行动的根本，必须走向堕落。
1941年，桐生悠悠临终时，留下壮烈的遗言“我要离开这个畜生当道的世界”。在为他举行葬礼的那天，宪兵送来了报刊的停刊命令。桐生的儿子脱口而出父亲创作的一个俳句：
暴风雨的夜晚，蟋蟀仍将继续鸣叫。
马国川在后记中写道：
未来不会自动到来，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
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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