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语
生而为人,我们都逃不过生老病死,我们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要去医院,要和医生打交道,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医生:温柔的、幽默的、细心的,暴躁的、板刻的、冷漠的,除了偶有交谈,匆匆几面,就做了判断。我们对医生虽不陌生,但也难敢称熟悉。纵使有做医生的朋友,当他们脱下白大褂其实也如我们一般玩闹,但鉴于职业的特殊以及专业的壁垒,恐怕我们还是知之甚少,更遑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大夫。
关于阿图,我们已经推荐过他的大作《最好的告别》,抛开其他荣誉不论,阿图堪称世界上最会写书的医生。在这本《医生的修炼》中,从他多年的医学观察与亲身经历中,分享了一位外科医生成长的历程,以及在行医的漫长岁月里所遇到的趣事、怪事与惊心动魄。这是一本让我们认识医生的书,它告诉我们医生职业的特殊性,但与其他工作一样,他们需要不断砥砺增进医术,他们也一样会犯错……
那么一位医学院的学生是如何成长为可以独立操刀掌控一台手术的外科医生的?
在行医施药的过程中医生都会遇到一些什么难解之谜呢?他将如何进行探索并解开疑问?
而在面临“疗愈所有疾病需要的技能”与个“人所能掌握的技能”之间巨大的落差,医生又有哪些思考?
请跟随本文的脚步,通过医生的成长、医生的探索以及医生的思考三部分来探究阿图医生为我们梳理的、关于医生的修炼。
医生的成长
第一个手术:好医生不是一天炼成的
在阿图进入外科实习的第四周,他迎来了生涯第一个手术,为一个病人做中心静脉导管植入,即从体外找准病人连通心脏的中心大静脉,插入一根导管,建立输液通道,为病人补充营养或辅助测量中心静脉压。它的难点在于如何从体外判断病人的大静脉所在,并且扎针的过程中,要避开肺部等其他脏器与动脉血管,否则也可能导致病人大出血、肺萎缩乃至死亡。这个手术对于熟练医生来说可谓小菜一碟。但阿图遇到了麻烦。
由于紧张与缺乏经验,阿图犯了一系列“菜鸟”的错误:在手术前忘记检查病人身体数据;忘记在病人肩胛骨下垫毛巾;忘记准备冲洗导管的注射器;放置金属线时另一端差点碰到没消毒的床单……这些问题都被指导的苏医生及时纠正,但无可原谅的是他扎错了2次,最后苏医生代他完成了这项任务。
这对阿图的打击很大,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外科大夫的料?但在苏医生的鼓励下,阿图终于渐渐掌握了这项技术。一次,他给一位体重超过140公斤的巨型病人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中心静脉导管植入术,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功,自此,阿图信心倍增!
他认为这是练习的成效。外科医生们深信:技术可教,刚毅难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生要熟练地完成一种手术,同样需要刻苦努力地练习、总结、再练习……所以阿图说:
外科训练其实就要不断重复这样的过程:开始时到处碰壁,然后一点一点地摸索,最终掌握了一些技巧。
……
我发觉自己既不是天才,也不是傻瓜,但是通过不断地练习,我就可以做到。
医生的成长VS病人的牺牲
上述经历也让阿图开始思考,究竟一个医生是如何成长的?他回想起了自己到外科做实习医生的第一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20来岁的女孩被螺钉扎到大脚趾,阿图替她打了破伤风针,但这个螺钉比较难取,菜鸟阿图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去请教了值班医生。阿图觉得这个女孩肯定能看出来他是个新手,当他回到办公室,告诉那位女孩他将取出螺钉时,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她可能会质疑:“你?”但她只是说:“好的,医生。”而且在一番折腾后,成功地取出了那枚螺钉。那位女孩没有任何的不快,而是连声对他道谢。这让他倍感欣慰,找到了做医生的价值!
他发现:外科手术像其他事情一样,技巧和信心是从经验中累积的。而他做泌尿科医生的父亲也告诉他,作为一名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新技术和掌握新技术的人层出不穷,你必须不断学习新东西,医学技术不断进步,外科医生也必须不断尝试、学习。不能适应新技术也就意味着降低治愈病人的概率,使他们不能享受到现代医学进步的好处。
而这就存在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医生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是用人在做练习。
这意味着,无论是医生尚不熟练时,或是一项新技术尚不成熟时,医生都需要拿病人练手。如果没有新技术的尝试、没有年轻医生的成长,技术就会滞后,而医术精湛的老医生也总有老去的一天。
这样的牺牲的意义谁都能看到,但具象到自己时,有哪个人会愿意主动让新手练练手。所以很多年轻的住院医生为了获得手术机会不得不向病人撒一些模棱两可的谎言,诸如“我只是助手,手术将由主治医生操刀”等等。
阿图说,我们都想着如果可以消灭学习过程那该多好,但这不可能,学习的过程不仅存在,而且十分漫长。
像机器一样完美
随着行医的时日渐长,阿图也发现,再好医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难免不出错。这既是一个长久存在的现象,也将是未来医疗事业的突破点,阿图发现了两条可行的路线,让我们来借助案例看一下。
案例1:医学界的深蓝大战
1996年夏天,瑞典顶级的心脏病专家,50岁的汉斯·沃林(Hans Ohlin)医生与电脑展开了一场通过心电图识别心脏病的比赛。他们分别查看2,240份心电图,并辨别出哪些是心脏病患者。最后沃林正确挑选出了620份,电脑的成绩则是738份,以20%的优势击败了专家。
为什么电脑能胜过人脑呢?社会学家罗宾·道斯(Robyn Dawes)认为,人类很容易受外界影响。此外,看事情的角度、最近的经验、注意力的分散以及信息的传播方式都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并且人类不善于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而一个好的电脑程序可不一样,它总是可以迅速自动而平等地关注每一个因素。
那么医学的未来就是完美的机器将取代医生的诊断吗?请看另一条路径:
案例2:专业的疝气修补医院
在大多数医院,治疗疝气是将凸起推回去再修补腹壁。疝气手术一般需要90分钟,费用却要4,000美元。且无论是在哪家医院,10%~15%的疝气手术会失败,需要重新修补。然而在肖尔代斯医院——加拿大多伦多郊外的一间小诊所,那里的一台疝气修补手术只需30~45分钟,手术失败需重新做的比率不到1%,费用也只是其他医院的一半。这家医院里有12名医生专做疝气修补手术,其他的手术都不做,他们每年要做600~800例疝气修补手术,比大多数医生一辈子做得还要多。他们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分析了所有可能的变化,想好了一切补救措施。通过不断地练习,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如果说瑞典心电图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机器是否可以取代医生的部分职能以增加准确率的话,那么肖尔代斯医院的例子则说明,我们可以把医生训练得像机器一样。
阿图认为怜悯与科技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也可以相辅相成,医生有义务引导病人,要成为病人的向导和知己,医疗网络系统可以诊断病症,但我们仍需要医生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治疗不当VS精益求精
医学没有止境,而医生的能力是有限的,再加上一些无可避免的人为失误。医疗过失不仅存在,而且十分普遍,这是事实。但如果把过失放大,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问题,那么医生当然会拒绝公开承认和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扭曲的要求造成了医患的敌对关系。
但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医生们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过失,它被称为“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简称为M&M,几乎所有的教学医院每周都会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在这里他们可以关起门来认真检讨错误,裁定责任归属,同时进行反思,看看下一次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在这方面,医学界不乏成功案例:
案例:美国的麻醉改良
20世纪40年代,每2,500次手术中就有一个麻醉死亡的案例。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间,麻醉致死率一直维持在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二之间。麻醉科医生艾莉森·皮尔斯(Ellison Pierce)仍觉得这样的死亡率过高,他开始收集麻醉致死的案例进行研究,在多方资源的襄助下,很快他的努力有了成效:麻醉科医生的工作时数减少了;厂商在设计机器时开始考虑操作者可能会犯的错误,麻醉机内也增加了控制阀,避免跑出两种以上的麻醉气体……不到10年麻醉致死率已经降到二十万分之一,是以前的1/20。
而美国的麻醉改良不仅于此。斯坦福大学的麻醉教授戴维·伽巴(David Gaba)把重点放在麻醉科医生的身上。他领导的一个团队设计出了一种麻醉危险模拟系统,这其中包含了一个真人大小、由电脑操控的近乎仿真的假人,可以模拟麻醉手术过程中的人体变化,他甚至还能自动制造一些紧急情况以供医生们反复预演、练习。
毫无疑问,麻醉科引领了其他医学领域去分析和改变医疗系统的弊端。
而阿图也在一次胆囊切除手术中,由于多看了一眼而没有切断病人的胆总管,使病人不至于承受胆汁回流造成肝脏永久性损伤的危害。他从这次手术中学到的一点就是错误很容易发生。但是他也表示:
尽管统计学家说,总有一天我会不小心切到病人的胆总管,但我还是相信,每一次为病人做胆囊切除手术的时候,如果我小心谨慎、明察秋毫,还是可以化险为夷的。这不是自负,而是作为一个好医生必须有的信念。
看来,对于医疗过失的矛盾该如何去看待,阿图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了,他在本段最后说道:
不管设想得如何周到,医生还是难免会犯下各种错误。要求我们做到完美实在不合情理。然而,我们自己千万不能放弃对完美的追求。
医生成长的进阶——年会与问题医生拯救
阿图当了6年的住院医生后,在那一年,他开始有机会前往芝加哥参与每年一次的全美外科医师学会的年会,年会通常为期一周左右,在年会上,每天会有多场临床研讨会(医生探讨临床手术经验)、看片会(主办方展播外科手术纪录片)与外科论坛(研究人员探讨他们的研究工作)。当然,也会有有无数医疗器械厂商会在会场布展,向医生们推销自己的产品。此次经历让他明白了这样的年会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的意义。因为医生相对来说属于一个孤立的世界,他们的内心感受,成功与失败无法与他人道也,而年会给了他们一个交流、倾述的机会,一切都让你觉得不再那么孤独。
而对于医生身份与处境的观察,无疑令阿图又进一步成长了。这次,触发他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好医生是怎么变坏的?
案例:变坏的哈里森
现年56岁的骨科医生哈里森,曾经是一位非常受人敬仰的大夫,他的骨科手术很厉害,很少会有失误,十几年来哈里森是他们医院最忙的医生。但后来,哈里森开始变得粗心大意,不负责任,不但没把病人医好,甚至有时还使得病人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对此,同事们都很震惊,这种糟糕的状况拖了几年,他终于被开除了。
阿图对哈里森的变化非常困惑,他找到哈里森想了解他变化原因。哈里森坦承:自己曾经是最好的医生,并有着“有求必应”的名声,所以就变得越来越忙;在成为主治医生时,年收入是20万美元,后来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病人和手术越来越多,他发现如果他再努力一点,就可以赚30万美元,甚至40万美元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他的工作量就越来越大,他每周都得工作80~90小时,有时甚至达到100小时。可想而知,正是这样庞大的工作量压垮了哈里森。
阿图的调查发现,类似哈里森这样的问题医生不在少数,而一般情况下,医学界对问题医生的处置有一套公开明确的方法,就是由他的同事联合起来驱逐他,不要让他继续危害病人,同时收集证据并向主管部门举报,吊销问题医生的行医执照。然而现实中很少有人这么做,同事们往往不忍心而采取私下劝告的方法,一般会耽误好几年,直到问题医生对病人的伤害令他们忍无可忍,或者问题医生发生重大过失而被曝光。这对于病人和问题医生来说,无疑是两败俱伤。
后来,阿图在1998年的一次医学会议上听取了肯特·内夫(Kent Neff)关于拯救问题医生的报告。内夫他们接受问题医生的求助,为他们做身体检查和一些精神测试,要求他们一次一次说出自己的经历,再与其他三名医生一起做出最终的评估。然后他们会将评估报告送到问题医生所在的医院,提出一些正式的意见,说明此人问题何在,是否能继续工作以及是否需要治疗、接受什么样的治疗等。
内夫领导的这个评估计划的好处在于,万一出现问题,问题医生知道去哪里求助,同事也不必扮演法官的角色,内夫和他的同事已经拯救了好几百位医生的职业生涯,这同时也意味着几千病人免受医疗事故之害。
医生的探索
在这一阶段,阿图对医生的工作已经有了深切的感悟和成熟的认识,他观察记录了一些有趣的探索发现:
关于黑色星期五的都市传说
在西方,一年之中不论哪个月的13号,如果逢着正好是星期五,那么这一天会特别倒霉。这个说法一直广为流传。阿图的故事,就始于那个夜晚。
阿图在一个13号/周五的晚上轮值急诊,同事提醒他:“做好准备吧,这一天你会很忙的。”阿图不以为意。后来他留意到那天是个月圆夜,而月亮也一直被认为与人类的情绪周期会有关系,他突然产生了那天会不会真的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感觉。于是就想查看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论证,竟然发现真的有人研究13号星期五效应,结论真的是这样,出车祸的比例要远高于平时。而后他又检索到上百篇关于月亮与人类行为的文章,研究结果证明女人在满月之时服药自杀的比例要比在新月的时候少25%。然后他发现有其他类似的研究居然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然而继续查找,看研究人员调查其他一些事件与月亮周期性的关系,阿图当然也特别关注了一下是否月圆时看急诊的人会变少,结果没有人发现月亮和这些事件有明确的关联。
然而阿图要值晚班的那个13号星期五很快到来了,能够亲身检验黑色星期五效应究竟应验与否想必他一定十分激动。至于你要问,到底13号星期五是不是真的会特别倒霉?请向那位焦头烂额一整晚忙个不停的医生大人请教吧。
疼痛的迷雾
我们会在大医院里能看到有疼痛专门门诊,这是因为疼痛的原因非常复杂。一位叫昆兰的建筑师,他不小心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虽然他的背部并无明显损伤,可是后来他的背痛突然开始发作,并且愈演愈烈,不得已他最后求助于疼痛科医生。
后来他的故事被阿图得知,阿图看过昆兰的CT扫描片子、检验报告、X光片和超声波等一大堆检查结果,但是从这些资料中都无法看出他为何背痛。通常情况下,医生遇到这样的病人,都不相信他们真的有病,结论往往是:这是他们臆想出来的毛病。阿图拜访了昆兰和他的主治医生凯斯,并在凯斯的启发下查找了各种资料,找到了关于疼痛的最新研究结论:我们的大脑,不仅会对身体受到的物理伤害进行反应,它也可以主动制造疼痛。类似昆兰这样,找不出原因的疼痛病人还有许多,在他们的大脑中,掌管局部疼痛的区域更容易被刺激到,一旦它们在大脑中受到刺激,就会产生莫名而来的疼痛的感觉。
孕吐30周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安娜,是一个怀了双胞胎宝宝的孕妇。安娜的孕吐特别厉害,以至于影响到进食,体重急剧下降。虽然科学研究表明恶心呕吐是保护身体免受毒素伤害的本能机制,而孕妇的孕吐也是出于避免在怀孕早期,孕妇会误食一些对胎儿有害食物的进化本能。但安娜这种剧烈的呕吐症状明显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医生给她开了的各种减轻恶心呕吐的药、亲朋好友搜罗的各种偏方,她甚至去看过精神科医生,但她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她的症状被定义为妊娠剧吐症。
患了这种症状的孕妇,有些实在受不了的会选择人工流产,而安娜却断不会这样做,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每天护士都会让她从B超那听到两颗小小的心脏扑通扑通跳着。这就够了,她对战胜痛苦充满了信心。最终在输入营养剂维持的情况下,她顺利地诞下了两个可爱的宝宝,马上这个症状就不翼而飞了。
回首不堪往昔的时候,安娜说,她最喜欢的医生就是在看病过程中,她能感受到他们的同情的那些人,他们使得她坚持的信念得到了加持,而她也相信,正是这种信念,将恶心的感觉逐渐削弱了。
阿图在后续的研究学习中发现了关于减轻疗法的研究,该研究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是将疾病的症状与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区别开来。他认为,对某些病人而言,只要了解他们痛苦的来源,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痛苦,或者只是接受我们无法征服自然的事实,就能控制痛苦。尽管药物没有作用,医生还是可以帮助病人。
一说话就脸红的女主播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敏感到分分钟就不可抑制地脸红的年轻女生。偏偏得了这样的“脸红病”,还从小就有当主播的梦,这就注定了艾莉莎命里必有一番坎坷。她从小就容易脸红,只要有一些小事,她就会脸红,而因为会脸红,她又变得更羞怯,虽然她努力成为了一名午夜新闻主播,却无法进一步发展事业,这令艾莉莎十分痛苦。
后来,艾莉莎在网上发现有一家瑞典医院可以利用外科手术帮助患者解决脸红的问题,这种手术就是将胸腔内的某些神经切断,这样脸红的信号就不会从脊髓传到脑部。艾莉莎在父亲的陪同下完成了这次手术,自此以后她似乎脱胎换骨,在镜头前也变得从容、大方,不久之后艾莉莎就跳槽到了另一家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报新闻,成为当家女主播。
有一次,她和一个朋友坦白了手术的事情,后者竟然指责艾莉莎做手术是虚荣的表现,冷嘲热讽。这使得艾莉莎既愤怒又羞愧,心神不宁,最后她辞职了。在辞职后的一年里,她甚至不愿与任何人来往。然而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在艾莉莎鼓足勇气向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坦白了手术的事之后,几乎每一个人都支持她的决定。在2000年9月,她甚至创立了一个非盈利社团组织——红色面具社团——宣传有关脸红的信息资讯,并为脸红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说出心中的秘密后,她终于摆脱了困境,继续前行。
那么,究竟是羞怯与尴尬引起了脸红,还是脸红导致了尴尬羞怯呢?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人的眼光终究是外物,偶尔我们也可以对这世界四面八方涌来的意见说:去你的吧!
吃个不停的人
阿图参与过一场神奇的手术,就是为了帮助食欲过旺的威廉而实施的减肥终极手段——胃绕道手术。威廉身高1.7米,体重却足有194公斤,他的情况十分糟糕,胖得几乎无法行动,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已经不能正常生活了。于是他接受了胃绕道手术。这个手术主要就是将病人的胃囊先缩小,然后将缩小后的胃直接与小肠的后段连接好,绕过十二指肠,这样一来,胃里面的东西就不容易被吸收了。
手术后阿图一直不定期去看望威廉,并自行查看、研究着关于减肥这一课题的资料。他发现控制对食物的欲望,才是减肥成功的关键。——在人类悲惨的减肥史中,有一类人不用费很大力气就可以控制自己的体重,那就是儿童。依据4项随机研究,一群6~12岁、极度肥胖的儿童接受了一种关于控制饮食的简单行为训练,持续一年。10年后再度对他们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很少有过度肥胖的问题,显然,儿童的食欲可塑性很大,而成人的则较难控制。
医院恢复室的护士米莉与威廉的经历都告诉阿图,手术的确帮助他们从生理上不再吃那么多,但是主动暗示自己不可以再多吃的心理因素也是成功减肥的关键。
医生的思考
在这一阶段,关于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如何精进,在几件常见的事情上,阿图产生了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要不要做尸体解剖呢?
历史上,医生被允许做尸解也是经过了一番斗争才争取到的,如果没有尸解,医生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诊断是错误的。当时有大量死亡案例都找不出死亡原因,尸解使得真相大白,让死者家属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了解自己家人的死因——这可能是最让人心服口服的解释了。除此之外,医生在医院做尸解时,往往十分小心谨慎,使死者保有尊严,因此舆论也不再妄加评论。久而久之,不向死者家属要求尸体解剖的医生反而倒会引人怀疑其专业素质。
而现在为什么医生反而更多地放弃做尸解了呢?阿图认为,可能21世纪医学技术发展成熟,如今,我们有CT、核磁、超声波、核子医学、分子检验等先进武器在手,当病人离世时,我们往往已经知道确切死因了,所以解剖多此一举,直到一个病人改变了他的想法。
这个病人在最后抢救无效死亡时,死因被断定为肺栓塞。阿图检查病人的病历后发现,在前一天特护病房的一位医生因病人凝血速率比正常要慢一些给病人用了维生素K,而维生素K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形成血栓,阿图和主任医生十分愤怒,找到那位医生与他理论,并斥责他害死一条人命。可随后对病人的尸解让阿图发现,病人的真正死因是动脉瘤破裂大出血猝死的,他当即向那位医生道歉,并反省为何一直没有发现病人的动脉瘤,而尽管X光早就照出这个瘤了,但是并没有人发现。而这件事也令他明白,病人身上许多看似确定的东西,也都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本来胸有成竹,后来却发现自己错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也得好好汲取。
医疗决定到底该由谁来做?
一直以来,医疗决定由谁做出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医生更专业,但病人也有自己的愿望。
阿图查阅资料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医疗决定的决策权还是掌握在医生手里的,后来杰伊·凯茨(Jay Katz)在他的出版书籍《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沉默世界》中列举大量案例表明,病人可以自己决定要做什么,而且这也应该由病人自己决定。后来医学院也认同的凯茨的观点,就目前医学的正规说法是:他们怎么决定,你就怎么做。无论怎样,身体的所有权属于病人自己。
然而阿图认为事情并不像上面说的那么简单,因为通常病人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那么医生看着病人做出错误的决定能不管不顾,就奉命行事吗?他认为好医生不会眼睁睁看着病人做出错误或伤害自己的决定而不闻不问,尤其在病人的决定和愿望相悖的时候。并且很多时候,病人其实并非想要从医生手里得到这样的自主权——这是许多医疗伦理专家错误地把病人的自主权当做医学规范而忽略的情况。阿图认为事实是,比起从医生手里得到自主权,病人更希望看到医生的能力,感受到他们亲切的态度,亲切感通常包括尊重病人的自主权,保证他们自己做重大决定的权利,另一方面,在病人不想做决定的时候,身为好医生,要为他们承担做决定这个重任,或是引导病人选择正确的方向。
面对不可思议的直觉,该如何决断?
这一次的思考来自于阿图亲历的一个特别又惊心动魄的案例。
阿图在急诊室的值班生涯中,曾遇到一个被诊断为严重感染蜂窝组织炎的叫爱丽丝的女孩,她那年才23岁。
蜂窝组织炎属于一种单纯的皮肤感染,不会损害皮肤以下的其他部分,但是阿图看到爱丽丝后,直觉让他心头一震,他想起自己不久前亲历的一场手术,患者得的是一种极为罕见却致命的感染性疾病——坏死性筋膜,由于没有及时将所有感染部分清理干净而导致肾脏、肺脏、肝脏和心脏逐渐衰竭,患者很快不治身亡。
虽然爱丽丝的症状从外观来看完全就是蜂窝组织炎,很难让人联系到坏死性筋膜炎。可是阿图没有轻易放过这个想法,在与同事商议后,决定给爱丽丝做切片检查。爱丽丝一家虽然震惊异常但也接受了医生的意见。最终爱丽丝竟真的被确诊为坏死性筋膜炎,父亲绝望地将选择怎么做的权力交到医生手里。最终主刀的史丹尼在截肢与冒着风险做清创手术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爱丽丝还那么年轻、健康,也许只要切除感染部位,再做保守治疗,就能治愈。结果,在4天里,医生一共为爱丽丝做了4次清创手术,终于保住了她的命,还有她的腿和脚也是。
一年后,阿图再次看到爱丽丝,她又恢复了活力。现在她已经可以跑步了,并开始正常工作了。
这件事也令阿图也发出感慨:
医生相信自己的能力,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病人最好。对相同的问题,医生处理的方式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与个人习惯相关。每天,在未知情况下做决定的我们,仍然坚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不管我们有多少次判断失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像爱丽丝那样的病人——一个我们只能用直觉治疗的病人。
结语
书里的故事,终止于爱丽丝最终克服了心里的恐惧,又能跳入海中,尽情地游泳。这或许就是身为医生的阿图眼里,最美好的画面。
医生是一份很特别的工作,时常要跨越生死两线,目睹过最深的绝望,也有喜极而泣的欣喜以及平静祥和的离去,这令他们也最接近人类对生命的无垠探索与追问。
生而为人,一切的不确定都掩盖在最本源的生死之下,如今的我们早已不与远古的祖先同,穿起衣裳直立行走。在逐渐习惯的社会生活里,太多事建筑在最质朴的生命之上,以至于不到体检、病痛时,我们不再想起这些无解的议题。而医生们,日日夜夜站在生命之河的两端思索,探究变幻莫测的人生,解开一个又一个的谜题,他们是一群伟大的人,做着一项值得崇敬的事业。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还竟存在着那么多龌蹉的医闹和袭击医生的事件,这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社会公民为之痛心不已,纵然医生队伍里存在有问题医生,但我们也有正常解决方式,而不是碰瓷和戾气!对于那些人,希望你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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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本书入选“亚马逊年度10大好书”,比《豪斯医生》更人性,比《白色巨塔》更真实。
医学有理可循,疾病变化万千。世间没有完美的医生,在病魔面前,妙手仁心的医疗工作者也会不时体会孩童般的无力感。雾里看花的错觉和偏见,将在这本诚恳的医生手记中烟消云散。
作者阿图·葛文德是哈佛医学院外科副教授,于2010年跻身《时周刊》评选的“100位**影响力人物”,他是白宫*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全盘托出医疗体系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