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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说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生在世，真正全身心投入做好一件重要的事，已足矣，也可释怀。
这也说明仁人志士在春风得意与失意颓废时做的事情是很不同的。没人要求他们做不同的事，而是他自我的选择，或屈从情势，或听从内心。
这还说明，功名利禄让人沉醉，无论是刻意求之，还是无意为之。现世求的功名马上就能兑现，锦衣玉食高官厚禄，人生价值得到实现。求而不得，则郁闷苦恼，郁郁寡欢，或隐居田园，或游迹天涯，或激愤读书，或修养身心；偶有所得，集册成书而名扬天下。但后者的柳暗花明可遇不可求，有多少文字纸张面世，又有万分之一甚至更少才可能流传于世，赢得身后千年美誉。
司马迁几十年潜心于撰史，他预见到成功，也有十足的自信，因此他说，受辱而赴死是痛快的，忍辱而偷生才是痛苦的，唯有更大的历史感责任感才能激励自己忘记耻辱，负重前行。司马迁也是幸运的，他找到了这个机会，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
浩瀚宇宙之大，我们看见的星星又有几颗，绝大多数都无法穿越重重黑暗。历史长河之久，我们听过记住名字的又有几人，绝大多数难以超越深邃时间。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确做得难以复制，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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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风细雨吹，不惑之工科男，一向胡思乱想求真，文字是不羁梦想，愿共享格子世界的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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