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韩非的例证跳过了西周时期，直接进入了春秋初年。其中的第3个典故“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与第10个典故“夷吾束缚”，讲的都是管仲出任齐相之前，在鲁国渡过的那段囹圄岁月。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也简单。
公元前698年，在位三十三年的齐僖公禄甫去世，太子诸儿即位为齐襄公。按照史料中的给出的刻板印象，齐襄公对内荒淫无道、暴虐成性，对外连年征战、随意杀害别国国君，闹得是天怒人怨、诸侯共愤，称得上是一个昏君暴君。
齐国诸公子看到这幅局面，预感到将来必定会发生动乱，于是纷纷出逃列国寻求避难。这其中，管仲、召忽辅佐着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鲍叔牙辅佐着公子小白逃到了莒国。他们都伸长了脖子打探国内的动向，时刻期盼着国家大乱的那一刻。
公元前686年冬季，众人期待已久的内乱终于爆发了。先是，大夫连称、管至父在贝丘攻杀齐襄公，拥立公孙无知为君；不久后，公孙无知又被仇家雍廪杀死，齐国顿时陷入了无君可立的局面。
公子纠、公子小白得到线报，料定“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权力”，急忙整顿车马、开足马力，启动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越野赛”。
为了提前锁定胜局，辅佐公子纠的管仲自告奋勇去击杀公子小白。只可惜小白技高一筹，竟通过假死的方式骗过了管仲，随后又以“开挂”的姿态飞速奔回临淄。等公子纠洋洋得意地赶到齐鲁边境时，公子小白早已说动了国高二卿，顺利登上了国君宝座。
管仲当然不肯罢休，于是便鼓动着鲁庄公，趁公子小白立足未稳的机会，出兵帮助公子纠以武力方式抢班夺权。鲁庄公倒是答应出兵了，但却对管仲未能射杀小白一事耿耿于怀，不肯再听从管仲的军事部署，结果就遭到了齐军的伏击。
事后，已经即位为齐桓公的小白传书鲁国，要求杀掉公子纠，并将意图射杀自己的管仲扭送回齐国明正典刑。大夫施伯认为管仲才具超群，齐桓公强索管仲恐怕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对其委以重任，因此建议将其杀掉以绝后患。但鲁庄公迫于压力，不敢擅自做主，还是乖乖地把管仲交给了齐国。
后续的发展也正如施伯所言，管仲回到齐国之后，被齐桓公隆重地迎回临淄，并拜为国相。而管仲也不负所托，对内施行改革、提升国力，对外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终于成就了齐桓公“春秋首霸”之盛名，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圣人之师”的美誉。
第11个典故“曹羁奔陈”，其主人公曹羁生活在春秋初年的曹国，但其具体身份却很不明确。
西晋时期的军事家杜预为《左传》作注时，认为曹羁很有可能是曹庄公的太子。公元前671年，在位三十一年的曹庄公去世，曹羁应该是子承父业即位为君了。但此事引起了戎人的不满，于是就于次年入侵曹国赶跑了曹羁，并立他们的外孙公子赤为君，是为曹僖公。
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曹羁的本来身份就是君主，自然也就与“进言”之害没有任何关联了。因此可以确认的是，韩非显然是采用了《公羊传》解经时所提供的另外一种视角。
公元前670年，戎人大举进犯曹国。曹羁认为戎人为数众多且不讲信义，不能与讲求作战礼仪的中原诸侯等同视之，因此建议国君坚守不出。曹羁前后劝谏了三次，国君都不以为然，非要坚持出战以身犯险，结果遭遇惨败，而曹羁则出奔陈国去了。
对于曹羁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的行为，曹国人显然深以为恨，认为这是不能以死为国君尽忠的表现。到了两年后，曹羁返回了曹国，结果迎接他的不是美酒而是猎枪，他就这么懵然无知地被群情激奋的民众给打死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曹羁的出奔和最终的被杀，似乎都不值得同情，但《公羊传》显然是对其持赞赏态度的。在公羊派看来，“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此之谓也。”曹羁出奔之前三次劝谏国君，已经算是尽了“君臣之义”，此后无论曹君怎么作死都与他无关，自然也就不该受到责难了，这也就为后人留下了“三谏之义”这样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文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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