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地理界限内，两千多年时间华夏族都和北方各种异族产生了很多纠葛，一直以来有胡汉同源的说法。实际上游牧也很有可能并不是落后、野蛮的生产方式，而是对于所在自然环境的一种复杂化的适应和生产方式，与之相应，游牧族群的继承秩序当然也不同，更多以兄终弟及为主（殷商前期基本也是如此）。
相比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特点在于，一代人之内，以自然的长幼顺序接力，一代人全部退出历史之后，由下一代的最长者接力，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下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在一代人之内以强弱顺序接力，一个强者死去了，自然有新的强者接力，而同时新的强者往往也是更年轻的。不带滤镜的观察，其实这反倒是一种相对更公平的代际秩序，当然其暴力程度不会稍弱。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开始汉化-农耕化之时，往往开始转向父死子继，按理说这是一种有利与皇帝小家庭的改革，然后新制度下的皇子往往不领情，反而走回弑父的老路。
罗新在观察内亚诸民族继位典礼时发现，似乎有一种共性的仪式，这种仪式主要旨在以预言的形式限定老皇帝的在位时间，这更加是一种原始皿煮限制制度的遗存。
相对来说一亩三分地的重复农耕内卷，同时代际之间跨越传递，甚至是隔一代传递，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要求道德和制度两方面都要有高精度的文化，这就是中华选择的困难的道路，也增加了一家一姓长久延续的巨大难度。早期儒家曾经做过一个制度试验，就是西汉时期的异姓传国，并且由王莽进行了一次实践，其实这是一次很可惜的失败，真实历史不可还原，但是笔者愿意相信王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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