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可是放在八九十年代的文艺界，那可是如雷灌耳的第一IP。他的作品《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这三本小说合称为“落霞三部曲”，以行云流水的文字描写了气势恢宏的帝王权谋之术。
在他之前，帝王将相在正史里是正襟危坐，在野史里是荒谬不足可信。二月河先生以一支笔以艺术骨肉充实史实骨架，用通俗故事铺陈大历史，写的是天子朝堂事，也是人间烟火情。
这是公众视野中的二月河，可他的成长故事却不为人所知，也是一番不平凡的经历。
二月河先生1945年出生于山西昔阳，据他自己所说他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小学、初中、高中各留级一年，文化大革命又耽搁两年，所以他直到23岁才参军，在部队待了10年，到33岁才转业到地方上做了当地的宣传干事，直到40岁，他才因为写作《康熙大帝》声名大噪。
受教育程度低、非科班出身、年纪大，这三条中无论哪一条劣势都可能会使一位写作者审时度势，自我质疑，放弃钟爱的文学事业。如果二月河这样做了，就没有后来的精彩绝伦的《落霞三部曲》了。
二月河先生，在我看来正是具有以下三种珍贵品质，才能够在诸多困难中突出重围，在黑暗之中撕开了一丝裂缝，踏出一条坦途来。
热爱文学
二月河先生小时候虽然成绩不好，但他对文史哲领域兴趣浓厚。参军后，他终于有机会阅读大量如《二十四史》类正史古籍。没书读的时候，就算一本台历、算命书，他也读得津津有味。
后来他谈到创作小说的经验，写历史作品不可能只写王侯将相的故事，还要对当时生活场景进行百科全书式的还原，如果写一个算命瞎子说话，怎么可能不读《奇门遁甲》？因此，正史野史、戏本小说、日记档案、经商理财、俚语方言、风俗故事等全都成为滋养他的文学来源。
其实在当时的环境里，虽然二月河心中有一个遥远的文学梦，但是现实的艰苦条件，许多客观困难的存在，一个人很容易被困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平凡的市井生活当中，但是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驱使一个人不求回报的享受阅读学习本身的快乐。
灵活变通
二月河先生曾说，“写出书来往哪里投稿都不知道，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闭门羹。”他只是高中毕业，在文学界毫无知名度，因此当时他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写书，而是在出版界、新闻媒体没有后台和熟人，没有门路。
于是他想到了曲线救国，“我一个高中生说写了《康熙大帝》，肯定会被扔到废纸篓里，但如果说我是红学会理事，写了一本《康熙大帝》，人家可能会看一看。没办法。”说起昔日的辛酸，二月河感慨万千。
二月河曾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寄给了《红楼梦学刊》。可一直石沉大海不见回复，心有不甘的二月河便给当时编委会成员冯其庸写了一封信“讨说法”。令他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星期冯其庸就回信了。冯其庸不仅推荐刊发了二月河的文章，还从中看到了其文学才气，建议他从事文学创作。后来二月河正是在红楼梦研究的平台上得到启发，填补尚未有文学作品描写康熙皇帝的空白。
写作伊始，二月河对自己的文稿还拿不定主意，又是冯先生读过《康熙大帝》前十章手稿后大为赞叹，“你别研究什么红学了，这就是你终身的事业。”他才彻底放下心来，全身心的投入到写作中。
现在媒介平台越来越多，怀才不遇成为过去，人们更容易施展抱负。外界的阻力变小了，但会不会因为内心的怯懦而停滞不前了？二月河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一个人心中的梦想足够大，愿力足够强，总能在井底扑捉一缕光，在夜空中寻到启明星，怀抱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心态，困难会一点点被克服。
坚韧不拔
二月河先生在写作康熙大帝的时候，白天需要上班，晚上才有时间写作，每天从十点写到凌晨三点。困了就用烟头烧自己腕子以保持清醒。太热又买不起电扇，便打一桶冷水搁在脚下，又降温又防蚊。身体上的疲惫不堪可以忍受，可还得经受流言蜚语的折磨，在闭塞的小城里他忙中偷闲写书，却把被认为是不务正业。
写作是一条无人陪伴的孤独之旅，这种孤独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还有精神上的孤寂，有无数人畏难畏险而打退堂鼓。可写作也是一条最幸福的路，以自己的意志创造万物，让心灵不断逼近人性情感的极限，酣畅淋漓地体会另外的人生……最美的花儿，开在悬崖峭壁之上，非坚韧不拔者无法到达。
二月河，常被称为文坛的异类，因为他大器晚成，40岁才有自己的成名作。著名女作家张爱玲说得好，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可事物是相对的，出名太早，快乐太痛快，往往不会长久。四十岁，这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体力充沛，经验丰富，年轻时的浮躁和虚荣已经褪去，便更能明白自己来到这人世间的使命。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二月河指的是二月的黄河，那正是冰凌解冻，万物齐发，一泻而东的壮阔景象，正如他带给我们的那些波澜壮阔的精彩故事一样，谢谢他。
老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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