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王园箓这个人，还是初中读余秋雨的《道士塔》。原谅我太过淡漠，那么几年，我和别人谈起莫高窟，大气凛然，借着别人的言语肆意诘难着这个无知的道士。顺从着大众的话，总那么不容易被人反驳。最近重读《文化苦旅》，私下里沉默，我用我的思想思考，也更迷惑，王道士究竟犯了什么错。
稍加检索，我们可以列出他那么几条罪例：涂掩洞内的壁画，砸破端立的塑像，售卖窟中的经文。他亵渎着莫高窟中的一切，仿佛那几千年来的文化就是他茅屋内的锅碗瓢盆，轻描淡写的修修补补。
想想吧，从文人的角度，用愤惋的语气：他怎能如此！他何敢这样！封存几个世纪的积蕴，被几枚臭气的铜板，堂而皇之的骗还走，站住，请让我追上前去，用身体拦挡在车前，哪怕折死在马蹄下，只求这几千年的经赋，于我中华的土地，再多加片刻的停留。
我毫不怀疑昔日那些文人献身的豪情，他们柔弱的身体，有时候较之武夫，更能迸发出一种持久的坚韧与刚烈。那是酷似王国维般的灵魂。可也只是想想，深深车辙过后，大漠的风沙悄悄替他们掩没了踪迹，一时间，开始连风沙都怨恨着。
余秋雨说，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可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固然是在为王园箓开脱，但我想，不，这还不够，哪怕是我为以往几年间对他的指责忏悔，哪怕是我将文人统共地得罪，我也想说，不，并不是这样，我们连这种开脱大于责难的反诘也不该有。
想想吧，从农民的角度，用信徒的语气：我发现了一个洞窟！真是稀奇！恁多佛像，这定是西方极乐世界。我是一个道士，也应该为佛徒守着它。有个自称得了玄奘法师圣意的怪人来了，我思虑很久，让他把经文带走了，那些字我一个不识得。他给的钱我全修了佛窟，粉了墙，也塑了像，没半点私用，天尊，我可真是尽心尽力了。
从这么想，也是合情合理，王道士绝不是贪财，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对唐玄奘充满着崇拜。斯坦因哄骗了他，说自己是西方的取经人，从这点来看，王道士就绝对是一个受害者，他受骗违逆了自己的信仰。另者，王道士所取得的“功德钱”，并没有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他把钱全投入了建设莫高窟中去，他惶惶不安，由是愈发兢兢业业。修补庙宇，多收信徒。从王道士来看，他做的事也是无量的了。
天可见怜，你怎能奢求一个农民做的更多！你抬头望天，你向远看山，你想象不出天更高处，山更远外，是何样光怪陆离一番境界。你只能够用脚下来推演前方，做着自认功垂千秋的伟业。等你睡在冰冷的土堆中，后人路过你的墓碑，恨恨的刀笔刮去你的名字，剜钻上罪人两个字。这悲愤，千年也难消。这委屈，轮回也不平。
若说王道士的错，就在他不该爬上那座山，发现那个洞，窖藏千年的思想就该继续窖藏，何苦出世，让这么一个土厚的农民扛起几千年的凶案。想说些什么，都哽在喉咙，卡的难受。
我不想去说，如若斯坦因没有将经文运回西方，而是留在那片大漠中，遵照着当时朝中大臣，甚至那些翰林学士的意思，很难保证，洞窟中的积蕴不会被漫野黄沙侵染上相同的颜色，更或悲观些，像是楼兰的绝迹，空留给后人一个扼腕的机会。对比着西方对经文的重视，当朝的官员在干什么?他们随意把玩着尚且充斥荒凉气息的幽怨的卷轴，眼中透出一股惊疑，但也仅仅止于惊疑，他们还是习惯坐在檀香清茶的窗下，再用几滴虚伪的墨渲染一下仕途。抛开国别的束缚，尽管心有莫大不甘，也不得不承认，或许那些经文在西方，才是更好的归宿。
悲愤如斯!
脑海猛地闪过替罪羊这个词，都说我泱泱中华，传承文明五千余年，五千年的岁月，厚重的很，可历史的倾轧下，只给我们遗漏下几缕片段，我们也只能抓紧这仅存几个，大肆诘难。文人大口喝酒，痛哭流涕。官员一声冷笑，无关痛痒。像我的人，肆意谴责，附庸风雅。我千年的文化，平白遭受的苦难，总要有人来背的，王道士恰逢出场，也就成了罪人。既然是债，总要分个正义与理屈。
无关对错，传承久了，千年的文化，注定沧桑。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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