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冰深处——《窃听风暴》观影有感

前天，看了德国电影《窃听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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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在2006年春天上映，上映当年就在德国民众的心中掀起巨浪，紧接着它又获得了2007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对于这份影响力和荣耀，龙应台在她的影评里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窃听风暴》在德国引起骚动，除了电影本身的艺术品质之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这大概是两德统一十六年来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认真刻画东德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影片。

在龙应台的影评里，我还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东诺士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有时候，”他说，“我不敢打开，因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来跟我诉说，我只好说，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是有选择的。”

1.

东诺士马克是本片的导演，他提到的前来寻求“告解”的和“有选择”的人，是德国统一前东德的秘密警察。

本片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秘密警察，卫斯勒。他常年不苟言笑，目光锐利如鹰，是监听和讯问的专家。

他会让“犯人”40小时不睡觉，然后通过不间断的重复讯问来观察对方的情绪变化，并借以判断他们是否撒谎。

彼时的他，就像一台架在墙角的机器，那些濒于崩溃的虚脱绝望、撕心裂肺的愤怒咆哮对他来说只有现象和数据的意义。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他惯用恐吓威胁作为制服对方的工具。

“如果你还不说，我们会逮捕你的妻子洋和娜蒂！”“如果敢吐露一个字，你的女儿玛莎就会被学校除名！”

他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个玛莎和洋和娜蒂都在他的眼目之下掌控之中，让人不寒而栗。

在秘密警察学校的课堂上，对那些面露不屑的学生，他坚定的说：我们的对手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你们要谨记在心。

这句话如同尚方宝剑，灼然不谬，让他所有的冷漠阴邃都有了充分的理由。

他就像一块坚冰，让人心生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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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坚冰深处春水生，一切皆有可能。

二十年前的同学、现任文化局长古毕兹邀请他去看戏，在那里，他遇见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人：剧作家德瑞曼。

德瑞曼是那出戏的编剧，此人被文化局长称为“标准自大狂”，但“忠心耿耿”、“白纸一张”，他甚至认为“东德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

看完戏后，卫斯勒对文化局长说了两句话：“我要监视他”，“我要亲自监视他”。

卫斯勒所说的“他”，正是德瑞曼。

文化局长当时就给否了，并表示你小子疯特勒。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汉普部长也指示他监控德瑞曼，并表示“如果你成功找到德瑞曼的污点，我在中央就多了一位好友。”

这句话非同小可，它让德瑞曼瞬间就成为文化局长进军中央的投名状。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上有部长指示，下有猎犬卫斯勒加持，行动！

在看到德瑞曼离开后，负责安装监听器材的秘密警察大白天就公然进入德瑞曼家中，二十分钟全部搞定，但这出来进去的还是被躲在猫眼后面的邻居莫尼卡夫人看到了。

莫妮卡夫人一个字都不敢说，因为她有个女儿正在读大学，名字叫玛莎。

2.

卫斯勒对德瑞曼的监听就此展开。

第一天晚上，德瑞曼在家里举办生日酒会，场面喧嚣热闹。卫斯勒戴着耳机，表情淡漠疏离，交班前，他在报告上写道：“勇者”与“女伶”拆开礼物后，推测两人发生了性行为。

女伶指的是德瑞曼的同居女友克里斯塔，也是卫斯勒看过的那出戏剧的女主角。

第二天晚上，卫斯勒突然做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他把两根电线交叠，让德瑞曼公寓楼下的门铃响个不停。德瑞曼不得不跑到楼下给女友开门，却懵然看到，女友有些衣衫不整的从汉普部长的车上下来。

第三天白天，卫斯勒趁着德瑞曼家中无人，偷偷潜入其中，然后默默凝视了德瑞曼的书桌和床单，并悄悄带走了一本书。

又没过多久，卫斯勒通过电话监听得知德瑞曼的好友、导演雅斯卡在家中自杀。听闻雅斯卡死讯的德瑞曼在钢琴前轻轻奏起雅斯卡在生日那天送给他的曲谱——《献给好人的奏鸣曲》。

在悠扬的琴声中，卫斯勒面无表情的脸上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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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斯塔和雅斯卡的双重刺激下，德瑞曼变了。他决定写一篇雅斯卡的回忆录，其中涉及一个事实：许多东德人因为“国家安全”问题而选择自杀，而自1977年以来东德统计局一直在隐瞒自杀人数。

这篇文章是一个立场转变的宣告，它意味着德瑞曼从绝对的忠臣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者”。这样的文章也正是卫斯勒们孜孜以求的“污点”和证据。

然而，卫斯勒也变了。

他在最后关头决定向文化局长隐瞒德瑞曼的“反动”事实。

不仅如此，为了掩护德瑞曼，他还当起了“剧作家”，在德瑞曼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商量讨论“反动”文稿时，他在当天的监控记录里详细记录了作家们为“庆祝东德建国四十周年而一起撰写的那出戏剧”的具体情节……

3.

很多人觉得卫斯勒的转变过于突兀，也有影评作者在自己的文章里探讨这转变背后的原因。

有人把它归于美，称其为“由美入善的奇迹见证”，无论是布莱希特的诗（被卫斯勒悄悄拿走的那本书），还是德瑞曼弹奏的钢琴曲，都似圣洁洗礼，冲刷着卫斯勒阴翳蒙尘的灵魂。

有人把它归于爱，认为在卫斯勒初见克里斯塔时，就对她萌生了怦然心动的爱恋。爱让他无法对女神及其男友的遭际袖手旁观。

在我看来，卫斯勒的转变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犹如多米诺骨牌。而推倒第一块骨牌的，是他对德瑞曼的妒意。

他嫉妒德瑞曼什么呢？

社会地位？美艳的情人？放荡不羁的个性？高朋满座的繁华？也许，这都不是关键。真正让他嫉妒的，是德瑞曼的“无知”和基于“无知”的自以为是。

确实，与德瑞曼相比，卫斯勒知道的太多了。

在对德瑞曼的监听开始后，他和文化局长间曾有过一场对话。

文化局长对他说，你看到的那个送克里斯塔回来的车牌是汉普部长的。这个事儿你知我知就行了。我也不瞒你，我们现在干的事儿就是汉普部长授意的，我们是在帮他在高层政治斗争中搜集筹码，这事儿干好了，对咱俩的仕途都有益，所以，有些事儿放在心里就好了，别太认真。

卫斯勒回答，你该记得入党宣誓，“我们是党的强盾和利剑”！

文化局长说，没有党员，哪儿来的党？让党员有权有势，岂不更好？

……

卫斯勒是个忠诚的党员，对于社会主义抱持着坚定的信仰。但他无力保持信仰的纯粹，强权当道的社会现实让他的忠贞信仰徒有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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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瑞曼却比他幸运的多，他是政治高层的宠儿，被权力善待着，他发自内心的歌颂着心中的制度和主义，并因为这份忠诚获得名誉地位的回报。

他身在光明中，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触及现实的黑暗。他同情那些因为政治立场而被压制迫害的朋友，但有时候又觉得那是他们咎由自取。他就像活在自我编织的梦中，始终觉得自己被干净温软的手抚触着，从未想过睁开眼睛，看看真实世界里更广袤晦暗的天空。

卫斯勒嫉妒德瑞曼的这份“无知”。在与文化局长见面后的当晚，他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让德瑞曼“知道这残酷的事实”。

不得不说，这招够狠，它就像一柄利剑，不仅刺破了德瑞曼的梦，也穿透了他的心。

从幽梦中醒来的德瑞曼发现自己一丝不挂的躺在一个阴暗的舞台上，没有亮光，没有同伴，没有尊严。

他自以为是的力量感不过是一个虚妄的梦，他甚至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让她不必匍匐在大人物脚下，承受他们的蹂躏与欺凌。

克里斯塔在床上蜷成一团，对德瑞曼说，什么都不要说，抱紧我。

除了抱紧她，德瑞曼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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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耳机的卫斯勒在这几分钟的沉默中感受着德瑞曼的震惊，无措，愤怒，痛苦，哀怜与绝望。这些感受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就撞开了卫斯勒紧锁的心门。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卫斯勒本是恶作剧的操盘手，是把德瑞曼从天堂推入地狱的人，但却情不自禁的被德瑞曼的情绪感染。

也许，是因为他们同样身处地狱，同样遭受着权力对人性与尊严的践踏。

也许，是克里斯塔的虚弱无助激发了他掩藏在心底的爱与同情。

他本是地狱的守门人。这些年来，靠着压制、隔离自己的情感出色履行着职责。

无疑，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情感是危险的。也许，这正是为什么在影片开头，当看完德瑞曼的戏剧后，他对文化局长说，“我要监视他”。

那出戏剧的名字叫《爱的面貌》。

他要监视的，并不是德瑞曼，而是一直被他压在心底的洪水猛兽。

4.

那么，当初是什么让卫斯勒隔离了自己的情感？

这个问题可以等同于另一个问题：是什么让守卫柏林墙的士兵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也许，反人性的“职责”一旦被裹上“守土有责”、“荣誉”、“忠诚”的外衣就容易让人丧失理性。而那些理性尚存的，又被恐惧裹挟着，他们深知，一旦不履行“职责”，枪口就会被调转，指向自己。

除了这些，还有吗？

在影片开头，有这样一段话：1984年，东柏林全面封锁，人民受到“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严密控制，这是一个由10万专职人员、20万线民组成了的情报机构。他们确保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创办的目标是“无所不知”。

两德统一后成立的联邦政府东德档案管理局新闻发言人伯斯曾做过如下介绍：“斯塔西”收集的各种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达180公里，另外还有四千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五百万人的情况。

五百万人，意味着什么？

原东德有1600万人口，五百万意味着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都曾处在情报部门的监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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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那些监控他们的人，往往就是身边最亲的人。

“……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引自龙应台影评）

卫斯勒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独居寡言，孑然一身。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深谙地狱的生存法则：没有爱就没有背叛，没有信任就没有伤害。

岂料造化弄人，德瑞曼与克里斯塔的遭遇在他铁板一块的心上撬开了一个小口子。那些冰封多年的情感开始在他体内重新流动，他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饥渴过，饥渴于爱，温暖，陪伴，以及生而为人的尊严。

也许，和德瑞曼一样，卫斯勒也如大梦初醒。醒来后的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渺无人烟的荒漠中，要想活下去，首先要做的，就是寻找水源。

可惜，他找不到。

在情感的荒漠中生活了这么多年，唯一给过他滋润的，只有那个丰乳肥臀的妓女。

可惜人家只提供服务，不提供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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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勒无计可施，只能在第二天偷偷潜入德瑞曼家。他凝视着书桌上德瑞曼收到的生日礼物，凝视着德瑞曼和克里斯塔的床单，他想把这里的一切都收在心里：那些情感的痕迹，那些“人”的气息。

他还带走那本布莱希特的书，并在冬日的暖阳里轻轻诵读：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

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

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

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

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

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

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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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读诗的卫斯勒安静柔和，这和影片开头那个森然锐利的讯问者已经判若两人。

在德瑞曼的生日酒会上，汉普部长曾和德瑞曼争论过一个问题：人是否会改变。

汉普部长认为，德瑞曼的作品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他“热爱人群，坚信人会改变”，但其实，人是不会改变的。

人不会改变吗？那为什么冷酷无情的卫斯勒在情感的闸门打开后会变得有血有肉？

有人会说，卫斯勒只是东诺士马克的杜撰。

确实如此，关注这部电影的人也许都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引自龙应台影评）

现实真的比电影残酷。

梁文道有篇文章，名为《一个普通人离杀人有多远》，文中介绍了一本著作：菲利普.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副标题叫“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每次读这篇文章，我都会感到胆寒。

它让我不得不直面一个现实：罪恶并不是某一类人的特质。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在特定的条件情境下，也可能发生令人不可思议的改变。

梁先生在文中提到了1970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我想在这里简要概述一下实验的内容。

实验的主持者正是菲利普教授本人。他让一些学生志愿者扮演囚犯，通过一个非常逼真的抓捕过程把他们抓进监狱。监狱是学校教学楼改装的。另外还有一些随机抽取的学生扮演狱警。那些参加实验的学生都经过嬉皮士运动的洗礼，喜欢爱，喜欢做爱，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对所有权威和建制都抱有天然的反动和不满。

但是，一旦进去实验之中，那些扮演狱警的学生迅速进入角色。他们穿上制服，带上墨镜，如同黄袍加身，自尊感、权威感油然而生。他们迅速忘记了这是一个实验，第一天就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囚犯”的反叛。第二天变本加厉，不惜采用暴力和羞辱镇压“囚犯”们的二次反叛，手段相当残酷。某些“囚犯”受不了了，以绝食对抗残暴，竟又因此遭遇了他们连番的性羞辱。

最有趣的是扮演监狱长的教授本人（他是位左翼教授，平时反战，和蔼可亲），他也迅速忘记了这只是一场实验，非常投入自己的角色。他痛恨那些不听话的“囚犯”，阻止他们退出实验。器重并倚重那些凶悍的狱警，且实验开始三四天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实验有什么问题。直到他的女朋友，前来参观的学者克里斯蒂娜哭着告诉他，这里已经完全失控。他才惊觉自己竟然在享受这个过程，并迅速提前终止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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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一个普通人离坏人并不远。

人会改变吗？会。

坏人可以变好，好人也可以变坏。

试想电影中的卫斯勒，如果没有加入“斯塔西”或者没有“斯塔西”，他可能只是一个行走在街头的普通人，一个谦和有礼的邻居，一个忠诚可靠的朋友。

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改变？又是什么让纯真善良的学生沦为镇压“囚犯”的暴徒？让救死扶伤的医生成为纳粹集中营里夺人性命的恶魔？

总结梁先生文章里各种实例，可以发现：恶行多始于对权威、权力、身份赋予的“职责”的服从。慢慢的，人们也会感受到这些行为与内心道德情感的背离，但他们会本能通过各种合理化的解释对自己的恶行赋予意义：“我是在执行任务”、“我是在保卫国家”、“我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我是为了帮他摆脱更长久的痛苦”。

很多时候，内心的矛盾越尖锐，人们平衡矛盾的意念就越强烈。

慢慢的，“一个原来有自由意志的人，就逐渐被整合进了巨大、野蛮，而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

好人变坏的第一步多半是受到外界的影响，但一旦迈出那一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好似受到内心深处恶魔的召唤，它让我们不由自主的越陷越深……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看似是自己的选择，但更像是一种自动化的心理机制：它以弥合行为与道德情感间的巨大鸿沟为目标，以合理化各种恶行为基本方式，让选择的过程彻底摆脱了情感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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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情感复苏的卫斯勒重新找回了理性，从而让自己得以离开秘密警察的既定轨道。

在那间小酒馆里，他对克里斯塔说，希望她做真正的自己。

“做真正的自己”，相信这也是卫斯勒的自我期待。

做真正的自己，需要逆流而上的勇气。

这勇气从何而来？

来源于对自身价值的坚定信念。

恐惧常让我们自视为蝼蚁，但求在暗夜中苟活。

系统带来的既定状态和既得利益也会让我们惯于依附，并对自己离开体系后独自生存的能力心存质疑。

德瑞曼相信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可以迅速成为昂扬的斗士。克里斯塔则缺乏这样的信念，软弱和依赖让她屈服于权力的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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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勒也相信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不是什么国家机器上可有可无的螺丝钉，所以，他可以凭着一己之力让德瑞曼绝处逢生。

几年后，卫斯勒成为一名身份卑微的送报员，他脚步安然，却自有一身傲骨：没有那个体制，我依然可以好好活着。

7.

也许，这部电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警示。它就像《盗梦空间》里用来分辨真实与梦境的陀螺，会在我们心里留下一个声音。

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处在需要用不断的自欺来填补恶行与道德鸿沟的至暗时刻，那个声音也许会轻轻响起，提醒我们什么。

梁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声音。

希望我的文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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